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 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 ，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 ，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

　　6月8日 ，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

　　山谷中 ，湔江蜿蜒 ，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 ，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 ，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 是一片废墟 的北川县城 。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 ，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 的深重灾难 ，也无法感受到我们 的记者 是冒着怎么样 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 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 ，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 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 、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

　　一、“以生命 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 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 。从这个角度看 ，关于汶川大地震 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 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 、生死 、侠义、英雄 ，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 的“母题” 。“母题” 是英文motif的音译 ，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 ，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 的叙事单元 是“母题” 。“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 的基本元素 ，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 ，其实质 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 的集体意识 。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 的“母题”得到了极大 的释放 。

　　对外新闻报道 ，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 。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 。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 是我们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 ，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 ，就改变它 的舆论导向 。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 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 ，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 的共同进步 。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 的难题 。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 的原因 ，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 ，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 的必然要求 ；即使不同 的意识形态 ，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 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 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 、数量之庞大 、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 是破天荒的 。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 ，主要是 ：(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 ，对个体生命的自救 ，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 是施救者 、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 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 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 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凸显 。(三)作为社会主义 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 。人性的光辉 ，生命 的尊严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 ，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 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 。这样 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 ，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 、心手相连” 的伟大情感 。与之相关 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 ，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 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 的价值观为基础 ，把对生命 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 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 ， 是“以生命 的名义”命名 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 ，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 。它之所以坚韧不拔 ，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 ，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 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 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 、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服务于人民， 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 的尊重 ，对个体生命 的尊重， 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 。8.0级地震 ，突如其来，震级高 、烈度大 。一瞬之间 ，痛失8万同胞生命 ！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 。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 ，余震不绝，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 。另一方面 ，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 ，如今 的中国 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 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 ，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 。按此标准衡量 ，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 ：“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 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 ，我社 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 、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 。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 、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 的实际困难 。(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 的重大宣示 ，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 ，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 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 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 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 的坚韧 、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 的大爱和空前无比 的团结 。(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 的感人事迹 ，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 。(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 的骨肉深情 。(六)重视解疑释惑 。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 ，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 ，还 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 、实效性 ，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 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 ，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 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 、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 。我社 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 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 ，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 的方式面对灾难 。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 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 的 是 ，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 、编辑 ，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 的报道动员 ，都是在极短 的时间里完成的 。尤其重要的是 ，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 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 、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 ，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 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 ，汇集信息 ，梳理思绪 ，发出了一篇篇 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 的共同信念所焕发 的强大精神动力 。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 ，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 的长期培养 ，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

　　四、围绕尊重生命 ，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 、13日 ，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 ：(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 ，此后不断加派记者 ，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 、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 、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 ，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 的一次大集结 。(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 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 ，社长、总编辑 、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 。(三)12日当天晚上 ，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 。13日 ，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 ，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 。报道数量 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 ，对拉动抗震救灾 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 。与此同时 ，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 ，加强议程设置 ，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 ，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 。随后 ，一组组的系列评论 、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 ，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 ，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 、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 ，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 ，信息流动 是双向的，信息受众 是信息流动 的重要参与者 。由此 ，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 ，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 的现有模式 。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 ，创新内容形式 ，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 ，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 ，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 ，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 的社评社论 ，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 ，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 。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 ，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 ，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 ，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 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 的 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 ，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 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 ，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 是信息加工 的“把关人” 。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 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 ，注意可能出现 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 ，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 。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 。(三)坚守客观报道 的立场 。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 ，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 的冷静客观 。(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 ，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 的理性引导 。“毫无节制” 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 ，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 。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 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 ，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 、郭晋嘉 、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 ，我们没有采访》， 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 的名篇佳作 。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 ，我们 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 ，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 。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 是历史舞台最前排 的观众” 。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 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 ，我们不再是“观众”。但 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 的经验值得总结 。地震发生后前三 、四天 ，由于通讯不畅 ，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 ，前方报道时继时断 。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 ，“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 ，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 ，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 的紧迫性 ，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 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 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 的经验 ，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 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 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 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 ，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 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 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 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的根本要求” 。

　　“生命至上” 的伟大信念， 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 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以生命 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 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 的召唤 。

　　(历史资料)

隐匿意识 ：苏醒的征兆？******

隐匿意识 ：苏醒的征兆 ？

撰文 扬·克拉森（Jan Claassen） 布赖恩·L.埃德洛（Brian L.Edlow） 翻译 臧迪

　　昏迷病人无法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看上去早已失去了意识。但科学家发现他们大脑深处潜藏着隐匿的意识，这很可能是他们能否苏醒甚至康复的关键。

　　1.神秘的昏迷

　　一个医疗小组围在玛丽亚·马祖尔克维奇（Maria Mazurkevich） 的病床四周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而她却什么都没做 。7月里炎热 的一天，30岁 的马祖尔克维奇被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收治入院。在入院前数日 ，她在家中突然丧失了意识 。起因是大脑血管破裂，出血区域对她大脑 的关键区域造成巨大压迫。彼时，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的医护小组正在寻找能表明马祖尔克维奇可以听到他们 的任何迹象 。她当时还需要机械呼吸机辅助呼吸 ，生命体征平稳 ，但没表现出任何具备意识 的迹象 。

　　马祖尔克维奇的父母也在她 的病床边问道 ：“我们能和女儿说话吗 ？她听到我们说话了吗 ？”但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在两位作者中，克拉森医生 是马祖尔克维奇医疗小组 的成员。当他要求马祖尔克维奇睁开眼睛、举起两根手指或者动动脚趾时 ，她一动不动。她 的双眼也不会跟随视觉线索移动 。然而，她的亲人仍认定她还“在那里”。

　　马祖尔克维奇确实“在” 。医疗小组给她做了脑电图（EEG）——通过在头部放置传感器来监测大脑 的电活动，同时要求她“持续开合右手” ，然后“停止开合右手” 。尽管马祖尔克维奇的手没有任何动作，但在两种命令下，她 的大脑活动模式表现出了差异 。大脑的反应清楚地表明，她察觉到了这些指令 ，并发现这两种指令 是不同 的 。此后大约过了一周 ，她的身体开始跟上大脑的步伐。伴随着细微 的反应，马祖尔克维奇开始渐渐苏醒过来 。不到一年，她几乎完全康复了，身体和认知能力都没有出现重大缺陷。现在 ，她已经成为一名药剂师 。

　　2.隐匿 的意识

　　马祖尔克维奇 的经历展示了“隐匿意识”（covert consciousness） 的存在：一种大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外部世界、身体却没有反应的状态 。当医生使用先进的脑成像方法或复杂的脑电活动监测技术 ，对表现为昏迷或其他无反应状态 的病人进行评估时 ，高达15%~20% 的病人能表现出具备隐匿意识 的迹象 。但多数能探测到隐匿意识 的技术和方法 ，直到近期才得到完善 。

　　这些方法正在改变我们对昏迷和其他意识障碍疾病的理解 。而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 的研究也表明，对于早期就发现拥有隐匿意识 的病人 ，最终能完全恢复意识和认知功能的可能性更高 。如果是在几十年前 ，这些发现可能会让绝大多数神经科医生和神经科学家大吃一惊。由此可见 ，识别这种隐藏的意识状态，以及研发如何与处在这种状态的病人交流的方法极为重要。

　　昏迷病人 的标准定义为无意识 、无法被唤醒 、没有任何知觉或与外界环境互动 的迹象。与处于深度睡眠中 的人相比 ，由严重脑损伤导致昏迷 的病人可能看起来并没有差别 ，只 是大多数昏迷 的病人不能自主呼吸 ，需要依靠呼吸机和人工气道的辅助。

　　一些人认为陷入昏迷很容易恢复，或者反之，认为昏迷后，人就进入了一种“活死人”状态——这两种极端的认知都 是错误 的。对于这种现象，电影、小说等作品对于昏迷 的通俗描述或许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例如，在电影《杀死比尔》中 ，乌玛·瑟曼饰演的新娘突然从长期昏迷中醒来，在没有任何喂养管辅助进食 的情况下，她看起来营养充足、状态良好 ，在数小时内就完全恢复了体力 。然而 ，现实远比电影情节更具挑战性，昏迷病人漫长 的康复之路 ，总 是伴随着各种频发的医疗并发症 、身体机能退化等问题。他们恢复 的进程在缓慢地小步前进，但也不得不走上许多回头路。严重脑损伤后昏迷的病人通常需要留置胃管以获取营养，接受气管切开术以通过颈部的人工气道呼吸，而后还要经历数周至数月的康复阶段。但身体恢复的过程总是多变且不可预测 ，即使对于像马祖尔克维奇一样最终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 ，对昏迷病人过于悲观的看法也 是不准确 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所有这类病人都注定无法从昏迷中苏醒 ，直到最终离世 ，或者他们即使活下来也会伴有严重残疾 。但对于一些病人而言 ，即便经历了长时间昏迷 ，他们仍有可能恢复意识 、沟通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

　　随着时间 的推移 ，医学界对昏迷和意识 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 。在20世纪60年代，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注意到 ，一些昏迷 的病人睁开了眼睛，但没有表现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 。许多此类病人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至离世 ，这使得一些临床医生认为 ，一旦以这种方式失去意识，就不可能再恢复。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恢复意识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医学文献中。不同于昏迷 ，在植物状态下 的病人可以睁闭双眼，但他们仍然无法做出自主反应。这些报道推动神经重症监护和康复医学领域发展出了更精细的分类 ，比如微意识状态 。这一状态 的特征是具备非言语反应 ，比如用眼睛追踪物体，或间歇性遵从指令 。医生发现 ，病人 的预后与所处 的这些状态有关 。例如 ，从植物状态转变为微意识状态 的病人进一步康复的可能性更大。

　　在重症监护室，能及早发现并预测意识恢复往往是生死攸关 的问题 。因为通常家属需要在病人受伤后 的10~14天内决定继续还是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此时外科手术是支持长期辅助呼吸和临床营养的必要治疗方法 。此外，对于隐匿意识的诊断还可能会影响照护目标、疼痛管理 、临床医生和家属的床旁诊疗操作和护理行为、抑郁和焦虑管理等相关的临床决策。

　　3.理解和诊断

　　那么对于临床医生和病人家属，要如何理解隐匿意识呢？我们可以从闭锁综合征 的视角来了解一些概念 。闭锁综合征的病人可能保留了正常或接近正常 的认知 ，但无法支配身体执行大多数运动动作。这一病症说明了仅基于运动功能去判断意识 、思维能力和情绪表现 的局限性 。1966年 ，神经病学家弗雷德·普拉姆和杰罗姆·波斯纳在他们的专著《昏迷和木僵 的诊断》（The Diagnosis of Stupor and Coma）中创造了术语“闭锁”。他们将大仲马的经典作品《基督山伯爵》中的诺瓦蒂埃·德·维尔福描述为“一具有着灵动双眸 的尸体” 。在临床实践中，闭锁综合征的病人通常无法移动他们的四肢 ，但许多人可以稳定地控制他们 的眼球上下移动 ，从而响应口头指令。一些病人也能眨眼或者做出其他细微 的面部运动 。

　　以闭锁状态生活 的体验，被《ELLE》杂志的编辑让-多米尼克·博比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1995年 ，让-多米尼克·博比突发中风 ，中风阻断了从大脑运动皮层到脊髓和四肢 的信号传递 ，也导致他失去了说话和移动四肢 的能力 。此后 ，他开始用眼球 的移动来与他的语言治疗师交流，并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于1997年出版） 。这本书捕捉到了闭锁综合征病人可能会经历的恐惧 、挫折和希望。值得一提 的 是 ，一些处于闭锁综合征状态 的病人曾述说自己 的生活很有意义。

　　而隐匿意识状态 的病人完全丧失了外在的运动反应，远甚于闭锁综合征 的病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丧失了内心世界。2006年，美国西安大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M.欧文和同事检测了一名有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年轻女性，该病人拟诊为植物状态。医疗团队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对她进行了评估 ，该技术是通过追踪大脑中的血液动力反应来显示脑中的激活区域 。在扫描过程中，临床医生要求她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正走过自己 的房间。令欧文和同事惊讶 的 是 ，这位女士的大脑活跃程度与健康志愿者相当。而对比网球任务与步行任务，她的大脑活动模式也表现出两种不同 的状态，这表明她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大脑活动模式。

　　此后 ，临床医生在世界各地 的病人中发现并确认了隐匿意识的存在 ，而这些病人有着不同类型的脑损伤。2017年 ，麻省总医院重症监护室接收了一批严重脑损伤病人，他们看起来对外界毫无知觉 ，但临床医生却在他们身上同样发现了隐匿意识 。这表明隐匿意识不仅会发生在病人昏迷数周之后 ，也可能发生在近期受伤 的急性期病人身上 。为了诊断隐匿意识状态，临床医生使用不同 的行为任务，比如要求病人开合双手，或者想象自己正在游泳，同时他们借助脑电图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记录病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的脑响应。尽管使用 的方法有所不同 ，但世界各地 的多个研究小组已经能再现这些脑响应。具有隐匿意识 的病人在被要求移动身体部位或想象做某项活动时 ，可以有意地改变他们 的大脑模式 。但从表象上看，他们的身体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试图完成指示运动的迹象。

　　然而 ，我们对这种认知功能超过运动表达 的状态仍然知之甚少，而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也都有局限性。这些方法可能无法在一些后来恢复意识的病人中检测到有意 的大脑活动。同时 ，这两种技术还可能受到镇静药物的干扰，而镇静药物 是保障大多数危重病人安全或舒适 的前提。此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常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房 。这意味着，想要做磁共振扫描 ，就需要将身体状况不稳定的病人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机房中，这一过程很可能会置他们于危险之中。还有一个问题 是 ，磁共振成像的重复测量过程并不容易，因此它只能提供短时间内病人意识水平 的快照 。脑电图的设备倒 是可以经常放在病床旁进行检测 ，它能在不同的时间内捕捉意识水平的快照——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 。重症监护室里其他医疗设备产生的电子噪声会影响脑电图读取到的信号，导致测试反映的 是伪迹而不 是真实脑活动 。

　　尽管这两种方法仍然需要改进，但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可以用来诊断隐匿意识，它们也已经在美国（2018年）和欧洲（2020年） 的临床指南中得到认可 。如我们研究小组在2019年发表的工作所展示 的（2022年也再度证实） ，如果能在病人脑损伤后的早期探测到隐匿意识的存在 ，就可以预测病人在随后也能出现意识恢复 的表现。预测还可以具体到行为的恢复、长期功能的恢复以及恢复 的速度。而在此类研究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一群科学家于2019年共同发起了“昏迷治愈行动”。这是一个由神经重症监护学会牵头的国际合作项目，旨在引导医疗资源和公众关注这一疾病 ，达成研发促进意识恢复新疗法的目标。

　　神经病学家正尝试开发一种测试手段，用来判断哪些病人可能处于隐匿意识状态 ，从而为选出的病人做进一步的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检测。虽然世界各地 的实验室正在努力开发这种筛查方法 ，但进展缓慢 。这 是因为隐匿意识出现的结构和功能性机制尚不明确，临床医生无法明确具体需要寻找些什么 。最近的研究表明 ，脑损伤切断了丘脑——一个在身体和大脑之间传递运动信号和感觉信息的区域——与负责高级认知功能 的大脑皮层之间 的联系，这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然而 ，导致病人运动功能障碍、同时却具有隐匿意识 的 ，可能并非单一类型的损伤，而 是多部位出现 的多种损伤的组合 。严重脑损伤病人的意识水平会经常波动 ，也使得检测隐匿意识 的临床工作进一步复杂化 。这种意识水平 的波动意味着单次评估可能会遗漏重要的信号 ，因此病人可能需要接受多次测试 。

　　4.与昏迷者沟通

　　基于最近有关隐匿意识 的发现 ，研究人员正试图借助脑机接口设备与这些病人重新建立联系并进行沟通。当医生要求病人在电脑屏幕上移动鼠标光标时 ，这些设备可以记录病人大脑 的电活动。通过“训练”，计算机将“学习”识别病人试图向左 、向右、向上或向下移动光标时脑中产生 的生理信号 。一旦训练完成 ，脑机接口设备就可以通过识别大脑模式来帮助病人用意念控制光标 。这些病人甚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选择字母，实现拼写出单词。

　　显然，脑机接口设备将 是隐匿意识病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理想途径。但若想使用这种技术 ，还需要克服巨大 的挑战 ，特别 是对那些急性脑损伤病人而言。这些病人的持续注意能力可能已受到损伤 ，因此长时程 的脑机接口训练通常不太可行 。此外，重症监护室繁忙嘈杂的环境也不是进行脑机接口训练 的理想场地。回到本文开篇描述 的案例 ，尽管马祖尔克维奇具有隐匿意识 ，而且她最终恢复情况极好 ，但她在当时也没能激活脑机接口，实现与医疗团队或家人的沟通 。

　　事实上 ，隐匿意识病人与外界 的沟通也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实现。几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的认知心理学家马丁·蒙蒂曾研究过一组无行为反应的病人，他尝试用磁共振成像法判断他们 是否具备隐匿意识。蒙蒂想探究 的 是 ，通过识别不同的功能性磁共振激活模式，判断病人是不是可以准确地回答出“是”或“否” 。这项工作需要实时地分析成像数据，因此需要协调大量不同种类 的技术 。参考欧文在2006年 的研究 ，蒙蒂也让病人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者正走过自己的公寓。不同之处在于，蒙蒂并非单纯地寻找大脑活动的信号，他更想知道病人对问题的理解能力 是否好到可以做出准确 的应答。他告诉病人 ，如果一个问题 的答案为“是” ，那么就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如果答案为“否” ，那么就想象正走过自己的家 。最终 ，蒙蒂在研究对象中识别出一位能使用这种方案进行稳定交流的病人——他创建了一种大脑活动模式用于回答“是”，另一种模式用于回答“否”。尽管对于这一方案能否扩展到更广泛 的应用还存在疑问，但他 的研究表明，与处于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进行沟通是可能 的。

　　若想进一步改善与隐匿意识病人的沟通，需要在床旁使用可靠 的工具来识别他们 。目前 ，许多研究团队正在开发更先进 的沟通技术 ，比如脑电图技术 ，因为它更容易纳入重症监护室 的临床常规中 。而在使用脑机接口设备时，也可以结合大脑活动信号之外 的生物信号，比如心率 ，这样就可以通过算法解码病人控制计算机 的意图 ，提高识别 的准确性 。

　　对隐匿意识 的诊断和探索，除了能解决救护危重病人这一紧迫 的问题外 ，还具有探索人类心智的潜力。意识 是我们之所以为人这种体验 的根本，但在隐匿意识状态下，意识与行为却 是分离的 。那么隐匿意识病人 的内在精神生活是什么呢 ？可以说 ，对隐匿意识的检测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个体人格和自主性的抽象理解。目前 ，我们还无法通过脑机接口与隐匿意识病人进行深入交流 。而迄今为止，那些恢复了沟通能力的隐匿意识病人在之后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不记得有隐匿意识 的经历。比如，马祖尔克维奇并不能回忆起她在重症监护室昏迷那段时间里的任何事情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隐匿意识的经历仍然是一个谜。

　　但不管隐匿意识 的发生机制如何神秘，医生都必须利用所有可用 的技术和资源 ，在那些似乎没有任何反应的病人身上寻找 是否有意识存在，这是对医生的道德约束 ，它并不神秘 。在“昏迷治愈行动” 的引导下 ，增加获取这些技术和资源 的机会已是医学界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挑战 。有了这些工具 ，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所有隐匿意识病人都能为自己发声 的未来 。

　　（本文译者臧迪 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意识缺失状态 的神经基础、意识障碍 的神经影像诊断与神经调控治疗）

　　（图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