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学者 ：因时因势优化调整，中国防疫政策助力国内及全球经济复苏******

　　中国日报网1月4日电 泰国清迈大学（Chiang Mai University）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讲师帕贡·加查利（Pagon Gatchalee）表示，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 的同时，也采取了诸多经济政策助力国内和全球经济的恢复。

　　加查利指出，“我认为中国最新的疫情政策 是根据准确的信息、经验和目前面临 的真实情况而实施的” ，“中国采取更灵活 的政策来应对新冠疫情 的时机 是合适 的，因为有许多迹象表明 ，中国在三年的时间里已经逐步进展到更灵活 的防疫政策” 。

　　除了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实施 的疫情防控政策外，这位学者还提到了中国为帮扶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所实施 的减税降费举措，以及提振国内市场 、激发全球需求的双循环战略。

　　“中国在2020年初应对疫情 的举措让我印象深刻。”加查利说 ，这种可行 的政策在最短 的时间内维持和恢复了供应链 ，还通过提供疫苗和医疗援助帮助了其他国家。“这尤其有助于贫困和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 。”他补充道。

　　在过去三年里 ，中国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范围的疫情，避免了大范围的感染 。与此同时 ，中国还承诺为国际抗疫捐赠至少30亿美元 ，并积极参与新冠疫苗的开发、医疗救治和防控工作。中国还持续倡导协调全球抗疫措施 ，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以应对未来 的大流行 。

　　同时 ，中国积极实施疫苗接种政策 ，免费覆盖所有公民 ，目的就是帮助大多数人获得免疫力 。到2022年底，中国已有超过13亿人接种了疫苗。并且 ，中国已经向非洲 、亚太、南美和欧洲的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2亿剂 的疫苗 。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措施的最新优化 ，中国各地的餐馆 、商场和电影院重新开张，人流量迅速增长，专家认为这一迹象预示着中国 的消费市场将在2023年恢复活力 。

　　在加查利看来，中国政府对疫情防控政策 的科学调整，“是一种合理、实用且有数据支持 的方法”。他表示，基于疫情防控形势和双循环战略 ，富有韧性的中国经济在2023年“将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机会” 。

　　“我确信，中国 的经济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惠及东盟国家（ASEAN），当然也包括泰国 。”他补充说 。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 ，已是十分遥远 。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 ，加入中新社大家庭 的情景，还 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 。我 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是在专稿部通讯组 。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 、部门领导对我 的点滴表现 ，都给予鼓励 、赞许 。

　　记得1961年 的春天 ，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 。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 。这样 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 。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

　　几十年来 ，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 ，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 。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 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 ，约请与会 的杭州 、宁波 、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 。社长手把手 的指导 ，真 是十分难得 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 。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 。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 ，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 。返程途中 ，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 。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 ，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 ，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 ，永远记得 的 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 ，怎么当记者呀 ！”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 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 。“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 、陆 、空都“晕”过了 。印象最深 的 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 ，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 。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 。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 ，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 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 。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 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 。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 ，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 ，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 ，人员只有七八个 ，我包揽了上海全部 的经济报道工作 。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 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对外开放的方针中 ，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 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 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 ，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 ，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 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 ，我已经尽职了 。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 ，当时 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 、福建等分社 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 ，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 ，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 。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 ，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 ，真 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 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 、“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 、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 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也 是在1982年 ，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 ，明确了“面向中间 ，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 。这 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 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 。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 ，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 ，于 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 ，给我鼓励 。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 ，还当面请教 ，受益匪浅 ，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 。上述时期 ，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 ，我 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 ，他们 是我的益友，更 是良师 。我永远感谢他们 。挂一漏万 ，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 。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 ，心中茫然 。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 。他“面授机宜”道 ：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 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 。后来 ，我一直按照他提示 的原则去做 。虽然辛苦 ，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 ，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 ，得到多位领导 、资深同事们 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 ，永远念叨 ：“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