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 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 ，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 ，但整体市场上 的钱币很杂乱 ，民间仍有私铸 的现象。开皇三年（583） ，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 ，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 ，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 、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 ，两年内禁止流通 。于是 ，开皇五年（585）以后 ，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

五铢钱 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 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 。至此以后，古代钱币 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 ，即便 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 ，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 ，被称为 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 ，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 。唐以前 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 ，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 ，而唐朝开始 ，钱币改称“宝”，如通宝 、元宝，并冠以当时 的年号 。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 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 ，钱上铸年号 ，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 。唐高祖统治初期 ，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 。武德四年（621）七月 ，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 ，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 ，而 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 ，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 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 是度量单位上 的大变革 。

值得一提的是 ，武德年间铸造 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 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 。《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 ，开元通宝） 。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 ，开通元宝），其义亦通 ，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 的 ，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 ，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 ，钱文的读法为直读 ，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 ，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

开元通宝 ，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 是年号钱 。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 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 ，将从前旧的 、不够完美 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 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 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 。来源/王钊《开元通宝 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 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 的年号钱 ，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 。此后 ，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 ，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 。毫无疑问 ，唐钱中最为重要 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 的钱币 ，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 ，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 。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 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 ，东至今朝鲜 、日本 ，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 的仿铸和使用 。以开元钱为核心 ，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 的铸币同样也 是如此 。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 ：“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 ；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 。”（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 的影响 。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 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 ，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 ，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 。不同种类 的宋钱，变 的 是上面 的年号 ，而钱 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 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 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 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 ，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 。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 。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 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 。明代铸币规模较小 ，明代流通 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 ，大部分是唐宋钱 ，就连私铸 ，往往也是铸唐宋钱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在福建漳浦县 ，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 ，九年十年用天圣钱 ，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 。《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 ，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 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 。（《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 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 的钱币，这也 是颇为奇特 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市场上铸币芜杂 ，轻重不一 ，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 。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 ，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 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 的古钱币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

铜铸币之外 ，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 。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 ，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 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 是非常失败的 。元末通货膨胀 、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 ，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 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 是雪上加霜。列宁 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 ，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 的灭亡而消泯了 。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 的做法 ，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 ，宝钞并不通行 ，“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 ，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 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

清军刚入关时 ，允许明钱流通 ：“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 。”（《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 的崇祯通宝 ，其背面印有满文 的“宝泉” ，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 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 。《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 。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 ，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 ，罪之 。”就是在说 ，清朝在稳定之后 ，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 ，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

然而 ，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 的古钱很多 ，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 ，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 ，古钱 、今钱可以共同使用 ，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 ，“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 ，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 。康熙帝认同他 的说法 ，“尽宽旧钱废钱之禁”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 ，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 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 ，仍允许旧钱 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 ，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 的伪钱 。当然，这并不 是说清廷支持古钱 的流通 ，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 。随着历史 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 的白银、铜钱等 ，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 的铸币技术 ，铸造新 的“铜元” ，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 。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台消费者信心指数新年上扬 学者：经济前景依旧悲观******

　　中新社台北1月30日电 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30日公布2023年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CCI)为59.73点 ，终止连续四个月下跌。该研究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提醒，这是春节效应 的短期影响 ，出口低迷 的压力仍在 ，台湾经济前景依旧悲观 。

　　综合中央社 、《经济日报》等台媒报道，和去年12月相比 ，“中央大学”公布的1月新指数上升了0.61点 。六项分项指标中，就业机会 、家庭经济状况 、投资股市时机等五项上升 ，物价水准指标下降 ，上升最多的指标为“未来半年台湾内部经济景气” 。

　　吴大任指出，不宜以景气好转来解读1月CCI指数和分项指标的回升 。时值农历春节 ，民众出门消费、游玩营造出内需升温的情况 ，这 是短期现象。他认为，台湾经济最大 的隐忧在出口；美国去年激进升息 的影响还在发酵，通货膨胀与升息的压力夹击进一步冲击台湾出口，对家庭经济 、企业投资 的冲击会持续累积。

　　台湾1月上旬通过“平均地权条例”部分条文以打击炒房，吴大任说 ，在此前提下信心指数却回升 ，被认为“打房”效果影响有限。

　　据介绍，该信心指数由“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调查期间为1月18日至21日 ，共访问2900名台湾地区20岁以上民众 ，抽样误差为正负2%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