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开启面向全球招揽人才模式******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多项全新和优化人才入境措施 ，面向全球“抢人才” ，获得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香港 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 ，也 是内地对接国际市场 的重要窗口，特区政府必须更加积极进取“抢人才”，强化发展动能 ，保持发展活力 。
推出多项招揽人才政策
吸引人才 是香港特区政府2022年度施政报告的重点之一 。李家超在这份其任内的首个施政报告中提出多项“抢人才”措施，包括成立“人才服务窗口”，由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专责制订并统筹招揽内地和海外人才的策略和工作 ，向来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持 ，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优化现有多项输入人才计划、加强吸引力等。
其中 ，“人才服务窗口”在线平台于去年底投入运作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现在正是香港主动出击 、竞逐人才的黄金时机 。特区政府定当全力以赴，全面推进“人才服务窗口”等一系列新措施，以补充和丰富香港人才库，配合香港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为期两年 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也已于2022年底开始接受申请。合资格人才包括过去一年年薪达250万港元或以上的人士，以及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并在过去5年内累积3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等。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日前介绍，“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推出约两周后已接获逾5300份申请，平均每日有350份至400份 ，当中约六成已获批 ，各界反响热烈。
此外 ，特区政府还对“一般就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等多项现有人才计划进行不同程度优化，增强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比如自今年1月1日起取消“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年度配额 ，为期两年，并简化审批程序等 。在创科领域 ，特区政府也优化了“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撤销科技公司在计划下输入外来人才时必须增聘本地雇员的规定，并将新兴科技行业扩展至14个 ，以加快输入人才的步伐 。
释放求贤若渴强烈信号
香港舆论认为 ，一个“抢”字，展现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理念之变，从“积极不干预”变为主动作为、勇于担当 。“过去我们被动等人才上门 ，现在必须要主动去找人才。”李家超说 ，过去两年受各种因素影响，香港本地劳动人口流失约14万人 ，多个行业正面临人力短缺问题，必须要更加积极主动“抢人才”。“现在我们是积极主动去‘敲门’ ，并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新政策。”
按照特区政府制定的目标，预计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 ，通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每年吸引至少3.5万名人才，即3年吸引至少10.5万名人才。上述吸引人才目标较去年和前年 的年均人数增加40%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并有十足信心让KPI达标。”陈国基说。
香港正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创科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而科技人才短缺却成为香港创科企业发展 的一大掣肘 。对此，香港特区政府不久前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充实创科人才资源 ，计划至2032年将创科产业从业人员从目前 的约4.5万人增加到不少于10万人。“蓝图提出的加大力度吸引高精尖人才 、强化对大学基础科研 的支持等措施都极具诚意 。相信这些措施落实之后 ，我们会迎来并留住一批又一批优质创科人才 。”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王钻开如是说 。
鼓励人才在港落地生根
“抢人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工作签证 、科研支持、成果转化 、人才住房 、子女入学、社会保障 、落户政策等多个环节，需要一整套的制度设计 。对此 ，香港特区政府做了一系列相应规划。比如，为积极吸引海内外创科人才来港 ，特区政府计划将加大力度招募海内外年轻科研人才并吸引香港海外留学生回港发展 ，加强资助年轻科研学者 ，增加人才住宿配套 ，增强人才的归属感 ，鼓励人才在香港落地生根 。
“针对重点行业 ，我们 的人才政策有一系列‘量身订做计划’ ，包括税务优惠 、员工补贴、生活补贴等。比如企业需要土地 、扣减税务，甚至员工要读书 、找地方住，这些我们都有相应安排 。”李家超介绍，特区政府出台这些配套措施 ，目 的是希望优秀人才来到香港后，感受到香港广揽英才 的诚意 ，并扎根成为香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
“香港本身是有吸引力的 ，这就是我们 的DNA 。”李家超认为，香港除了固有的低税率 、简单税制、自由开放 、中西文化融和等优势外，还具备“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 。国家“十四五”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和政策措施 ，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不竭动力 、广阔空间，也大大增强了香港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
孙玉菡同样认为，香港在招揽人才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人才最看重的 是机遇和舞台 ，而随着香港和内地开始分阶段有序恢复人员正常往来 ，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将更加彰显，内地的经济增长趋势将成为巨大驱动力 ，吸引更多海内外人才来港发展 。
汪灵犀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 的社会纽带 ，维系着城市共同体 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 的认同 。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 ，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 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 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 ，对本地主保圣人 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 的基本单位 是堂区 ，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 的职责 。这种类型 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 的是昂热 。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 ，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 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 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 的 是里尔 、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 的意义就 是保护市民的安全 。在当时语境下 ，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 ，前者指不受军队 的掠夺 、流民的袭扰和领主 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 。因此 ，此类城市 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 的市政街区 。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 的民兵组织 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 的纽带 。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 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 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 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 ，街区 是正式 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 。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 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 。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 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 。具体来说 ，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 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 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 。城市居民共同 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 ，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 、婚姻和去世的记录 ，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 是市政机构和市民 的中介 ，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 。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 ，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 。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 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 ，随着法国民众信仰 的淡漠和行会 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 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 。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 。首先 ，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 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 ，增设街区 ，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 的既有框架 。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 ，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 ，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 、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 。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 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 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 、大学等机构 。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 的市政街区在数量 、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 ，但基层治理 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 。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 、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 。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 ，一般 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 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 。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 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 ，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 ，街区实际上集社区 、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 。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 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 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 的监督和制约 ，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 ，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 的稳定。
然而 ，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 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 ，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 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 。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 ，因为这些无薪水 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 ，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 。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 、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 ，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 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 ，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 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 ，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 ，并造成街区制度 的衰落 。其次 ，从17世纪开始 ，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 ，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 ，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 。一方面 ，随着军事技术 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 的民兵在技能 、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 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 的威胁 ，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 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 ，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
总 的来说 ，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 、包容性的特征 ，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 ，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 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