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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俗与儒雅——汉唐间孔子形象 的演变******

  作者: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

  一时代有一时代 的思潮。随着儒学的沉浮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 ,孔子形象 的变迁附着了更多 的政治 、社会内涵,特别在汉唐时期。

走向世俗与儒雅——汉唐间孔子形象 的演变

  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 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三月,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文中 ,史晨一再强调孔子 是“乾坤所挺 ,西狩获麟 ,玄丘制命 ,……为汉制作”“汁光之精,大帝所挺 ,……承敝遭衰 ,黑不代仓……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因 是上奏尚书省 ,自 是要谨重万分 。显然 ,对孔子形象的描述 ,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 的较多的谶纬观念,这也是一个时代 的基调和底色 :其母颜征在“野合” ,诞育了孔子,一如刘媪息止大泽 ,“梦与神遇”而产下汉高祖般, 是应世感生 ,也即声称的“乾坤所挺”。“玄丘”,指孔子被称为“玄圣素王”。“有德无位”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为此尊奉为“素王”;素王为汉制作宪法。孔子为黑帝水精,即水德 , 是尚法 的象征 。秦始皇定秦为水德 ,就是取其“刚毅戾深 ,事皆决于法……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更何况,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本就掌管、熟习律法 。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制定宪法,阐释天命 ,以推行教化 ,即水胜火(汉 ,火德 ,尚赤)也 。对此 ,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

  这种比附下 ,各种《论语摘辅像谶》《论语素王受命谶》等踊跃出现,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 。这中间 的一个关键,就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典型 的就是《春秋演孔图》所描绘 的“大九围 ,坐如蹲龙” ,“首丘”“龟脊虎掌”等 ;“龟脊”,即凸起 ,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 。

  与此尊崇孔子(时封褒成侯)及儒学在西汉元、成间的上升相联系的 ,是西汉中晚期以来,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推尊的传统 ,如“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鸿都门学 ,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 。同时 ,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也一改画风,集中以“孔子见老子” 、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 的构图式样:头戴小冠 、长须、束带、长衣 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身着长袍 的老子则拄一弯曲 的拐杖躬身而立 ,中间 是一童子 ,即孔子 的老师项橐 。孔子身后, 是陪侍的弟子,即其足以自豪 的颜渊、子路 、子贡等五人 。

  《春秋演孔图》的描述不免空泛 ,今能有幸一睹汉时 的孔子画像 。这类画像 ,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留存物较多 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 。今所见最早 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 ,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 。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 ,即数量较多 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至少30块以上),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 。虽然孔子 的面貌因石材 的漫漶等不甚清晰 ,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 ,其背略驼,却是一望即知 。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 。二、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典型 的 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 、新莽时 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 、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但其帽饰(小冠 、幞头、平冠) 、身形(瘦削 、粗壮)等都有明显差别 。

  这说明孔子形象 的绘制基本稳定 ,但细节上有不同——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 。不过,附着在孔子形象上 的不无牵强、粗鄙 、浅陋的谶纬比附,所谓的“异相”,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 ;隋时,谶纬已完全衰歇 、败落了 。

  二 南朝 :孔子人间形象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 的种种神异与光彩 ,东晋、南朝 ,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 、佛教等强烈的冲击 ,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

  早在东汉末年 的中平三年(184年),党锢解禁后 ,晚年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 ,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 的背景,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的比附 、神化 ,展示出了一位切实、活泼生动 、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一个更趋坦诚、真实 的孔子形象。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的注释,就只 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的对未来 的一丝隐忧和恐惧。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 ,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 ,是一位蔼如 的智者 。这一倾向,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范晔的祖父所继承。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 ,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 。

  这样 ,明显有过多神化 、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 ,枯竭了。

  与儒学 的衰退相一致的 ,是这一时期的墓葬 ,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勇士 、烈女贤妻等形象,孔子及其弟子 的形象不见了踪迹 。在南方 ,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特别是南朝 的帝王陵,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等名士;北方则多为隐士 、孝子形象(如《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的元谧石棺等) 。

  不过,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如《历代名画记》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图》 ,陆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颜图》,宗炳《孔子弟子像》,张僧繇画“仲尼十哲”等 ,但明显少了许多。在今孔庙圣迹殿,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 ,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 的传统,头戴平冠 、褒衣博带、“秀骨清相”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这 是孔子形象转变 的一个关键。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盛唐,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 的尊崇情形。两汉时,“先圣”成了周公 的专称,孔子只好屈居第二,成为传达周公意旨 的“先师” 。据《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条,这一时期尊崇 、祭祀孔子 的重要举措有 :贞观二年(628年),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 ,以颜回配 。贞观四年,诏州 、县学皆作孔子庙。神龙元年(705年) ,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以奉岁祀,子孙世袭褒圣侯。开元五年(717年) ,颁布诏令《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 ,更进一步抬升 ,追谥孔子为“文宣王” ,并褒赠“十哲”,东西列侍(《旧唐书》卷二四《仪礼志四》)。制度日趋完善 ,规格、地位日渐上升 、稳定。重要 的 是 ,在浓烈 的尊崇氛围下 ,更沿袭 、上升到国家 的层面,即借助科举的力量,《论语》成了一门必考科目 ,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 ,孔子形象 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如檀州刺史韦机 ,显庆(656—661年)中“创立孔子庙”时,就“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 ,皆为之赞述”。

  与此相应 ,是一流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的绘制与定型 。

  今仍能一睹、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 的《孔子弟子像》长卷,绢本设色(今藏故宫博物院)。阎立本(601—673年),曾奉诏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卷》 ,卒前曾任中书令,当日地位极为尊崇。阎氏生活的时代 ,正 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 的突飞猛进时期 ,适逢其会,恰能作为规制,颁示天下 。其所画 ,正是一位头着儒冠、长髯及颔 、目光深邃 、睿智,一袭长衣 的儒者形象 ;侧面 ;左手略微举起,一副正在讲解 、授业 的模样。唐时“孔庙”“先师”身份的界定,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目光略微向上 ,为汉制作律法 的《司寇像》 ,一般认为 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 的作品 。但其“口露齿”“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 的异相,这汉时谶纬的遗绪,与唐人主流认知、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先师”形象截然异趣。反倒是“圣迹殿”中陈列 的刻石 、传为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长髯飘飘,一副儒雅 、蔼如的形象,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阎、吴之后 ,可能因其盛名 ,或因诏令作画 、版式一统等缘故 ,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 ,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即一种粉本与经典,在世间流传。同时 ,又以绘刻 、塑像的形式,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的全面拓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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