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中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超13万亿元******
中新社北京1月18日电 (记者 赵建华)十年来 ，中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税务部门累计组织税收收入140万亿元(未扣除出口退税)，加上征收 的社保费和非税收入，累计超过187万亿元。
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公布了上述数据 。会议介绍，2022年 ，中国税务部门坚持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圆满完成收入任务。其间 ，积极参与研究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并快准稳好落实政策特别 是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严查狠打各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 ，不让税费支持政策“红包”落入不法分子“腰包”，为助企纾难解困、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出积极贡献 。
会议要求 ，2023年各级税务部门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积极推动合理确定预算收入目标 ，持续加强常态化收入监控分析 ，对违反组织收入纪律 、征收“过头税费” 的 ，发现一起 、严查一起；研究完善和落实落细税费支持政策，为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税费政策环境 。
同时 ，稳步提高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管服务水平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工作；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和加强税收监管 ，稳步推进税收大数据体系建设，逐步推广全国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局，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健全“信用＋风险”新型监管机制，推进实现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 、监管效能最大化。
此次会议还透露，中国签订 的税收协定网络已覆盖112个国家(地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理事会成员增加至36个。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将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 ，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完)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 的想法 ，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 、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 ，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 的齐头并进 ，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
图片来源 ：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 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 ，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 ，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 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 。这份有限协议 ，辜负了各方 的期待 。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 ，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 ，不过 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 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 是“小年” ，谈判延时似乎 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 的例子比比皆是 。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 ，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 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
用“灾难性 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 ，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 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 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 的主线， 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 的责任”被过度强调 ，而“有区别 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 ，也有不断变化 的趋势 ，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 ，便 是谈判成果 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 ，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 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
在这个进程中 ，虽然“共同但有区别” 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 、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 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 、规则 、程序等 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 是什么样 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 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 ，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 ，气候江湖里 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 是鲜明 的特色 ，也 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
中国 、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 ，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 ，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 ，继而以相关 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 的达成 。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 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 ，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 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 、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 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 ， 是多边机制达成 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 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 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 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 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 、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 的新发展方式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 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 的一致行动 。
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谈判中，参与方 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 ，后者 是全球共同关注 ，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 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 ，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 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 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 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 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 ，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 、民粹主义盛行 ，及其引发 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 、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 的进程 。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 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 是全球变暖 、生态恶化等危机 ；硬币的另一面是人 的需求 ，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 ，需要改革创新 ，需要着眼大局 。但最需要的 ，或许 是跳出气候江湖 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 的转型发展入手 ，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 的发展与保护共赢 ，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 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 是解决气候问题 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 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 的利益 ，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 的前提 。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 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 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 的国家腾挪出必要 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 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 的发展 、气候治理结构 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 ，欧盟委员会提出 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 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 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 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 、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 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 的江湖依然喧嚣 。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 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 ，需要全面行动 ，更需要合理机制 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 的江湖是个大江湖 ，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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