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更迭时 ，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2)******

到了隋朝 ，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 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 。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 的五铢钱 ，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 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 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 、五行大布（北周） 、永通万国（北周）等钱 ，两年内禁止流通 。于是 ，开皇五年（585）以后 ，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

五铢钱的大小 、轻重适中 ，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 的外郭 ，从而保护钱文 ，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 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 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 ，被称为 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 、最成功 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 的名称上 。唐以前 的货币 ，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 的“铜块” ，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 、元宝 ，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 ，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 ，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 。唐高祖统治初期 ，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 ，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 ，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 ，一千文重六斤四两” 。（《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 ，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

值得一提的 是 ，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 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 。《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 ，开元通宝） 。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 ，开通元宝），其义亦通 ，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 。”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 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 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 的说法 ，然而 ，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 的读法为直读 ，唐初 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 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 ，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 。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 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 ，似乎就 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 ，将从前旧 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 ，寄寓着美好 的政治想象 。也由此 ，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 的现象 。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 。来源/王钊《开元通宝 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 的“乾封泉宝”才 是正式 的年号钱 ，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 ，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 的当属开元钱，它 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 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 ，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 的楷模 。宋时有诗人叹道 ：“半轮残月掩尘埃 ，依稀犹有开元字 。”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 的影响 ，东至今朝鲜 、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 ，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 ，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 ，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 。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 ，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 ；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 。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 ；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 。”（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 的影响。

到了宋代 ，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 ，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 ，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 ，实则不然 。不同种类 的宋钱，变 的是上面的年号 ，而钱 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 ，年号可以看做钱币 的年份版次 ，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 ，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 的货币，朝鲜 的铸币也自北宋始 。在高丽 、日本、交趾三国 ，宋钱都 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 ，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 。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 是唐宋钱，就连私铸 ，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在福建漳浦县 ，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 ，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 ，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 ，后至北方 ，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 。”这些宋钱 ，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 是从地下掘出来的 ，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 ，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 ，什么都用 ，就 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 的钱币 ，这也 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 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 、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 ，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 。因此 ，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 的要求 。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 ，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 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 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 ，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 。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 ，限制金属货币 的流通，但 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 的方面 ，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 、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 ，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 ，进一步滥发钞票，只 是雪上加霜 。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 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 ，元朝走向灭亡 。元代 的宝钞 ，也随着政权 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 。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 ，用钞不用钱 ，后来才加以变通 。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 。明正统以后 ，宝钞并不通行 ，“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 、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 ，允许明钱流通 ：“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 的崇祯通宝 ，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 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 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 的稳定统治，前朝 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 ：“馀准废铜输官 ，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 ，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 ，逾限行使，罪之 。”就 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 ，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 、严禁旧钱 。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 的古钱很多 ，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 ，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 ，而且这是自古便有 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 。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 的时候 ，能够“资古钱以澄汰” ，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 。康熙帝认同他 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 。乾隆二十二年（1757） ，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 ，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 ，仍允许旧钱 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 ，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 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 的伪钱。当然，这并不 是说清廷支持古钱 的流通 ，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 。随着历史 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 ，货币种类日益繁多 ，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 的白银、铜钱等 ，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 的铸币技术 ，铸造新 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 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 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 的写作生活。

　　也许 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 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 的 。

　　在他的客厅坐定 ，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 ，显然 是乐观 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 ，有志气 。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 的话：“一个作家 ，总还 是要看他 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 ，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 的愿望时 ，巴金说 ：“那几项工作 ，总要把它做完 。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 的 。”巴金 的“几项工作” ，确实都在进行着 ，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 ，有 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 的《随想录》 ，已出版了两集 。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 ，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 。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 ：“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 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 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 的小说创作进度 ，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 的眼睛》 。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 ，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 ？”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 。一定要把它写完 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 。原来打算写10篇 ，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 。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 ，签上名，送给我 。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 是书 的内容 ，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 的那样 ，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 ，还 是一首充满了真情 的长篇散文诗 。”读过这些文章 的人，都会有这样 的感受 。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 的回忆录，那部有名 的《往事与随想》 。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 ，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 的译述工作 。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 的巨著 的译作 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 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 是，重要 的 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 的 。“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 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 。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 、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 ，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 。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 ，“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 的 。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 的工作 。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 、出版社 的“盛情约稿” 。尽管多数编辑 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 的 ，但在“一约”、“一谢” 的过程里 ，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 的巴金的著作 ，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 的报道 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 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 。这部选集 是巴金自己选编 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 ？是否可以再版呢 ？”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的文集 ，为了这部被张春桥 、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 的文集 ，巴金在已过去 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 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 。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 的人有用些 ，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 。所以 ，我不愿意它再版了 。”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 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 ，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 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 ，看到别 的国家所建立 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 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 ，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 的搜集 、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 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 。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 。周而复把这个倡议 ，称作“一个迫切 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 的长信给巴金 。茅盾去世之前 ，也决定把他 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 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 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 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 ，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 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 ，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 的钱 ，为文学馆 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

　　现在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 ，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

　　谈话 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 ，这是“幸免”，也是“幸存” ，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 ，因此也格外珍惜 。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 ，当然，首先就是写作 。其次 ，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 ，我不想立什么遗嘱 ，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 ，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 。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 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 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 ，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 。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 。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 、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 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 ，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 ，倒觉得这正是作家 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