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帅位,为何如此“难产”******
主帅迟迟难敲定 ，“土洋结合”成备选
国足帅位 ，为何如此“难产”
2月4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的立春，意味着进入风和日暖 、万物生长 的春季。在冬季蛰伏 的中国足球 ，也逐渐“复苏” 。泰山队确认即将重新集结，国奥队 、亚运队敲定集训计划 ，不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字号球队层面 ，新 的备战计划已然启动 。
在一片进展有序的气象中 ，国足迟迟未能敲定新帅 ，显得 是那么格格不入 。1日，国足3月份与新西兰队的两场热身赛得到了官方确认。但距离热身赛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国家队谁执牛耳 ，仍然悬而未决 。
主帅人选迟难定夺
自12强赛出局至今 ，国足已经“消失了”近1年 的时间 。
本月1日 ，国足终于更新消息 ，球队将于3月23日和26日与新西兰国家队进行两场热身赛 。时隔三年半，国足终于再次得到了国际A级友谊赛的比赛机会。
在此之间，国字号梯队也频繁有消息传来 。春节之前，U20国家队就已经敲定集训人选 ，并赴迪拜进行了拉练 。其间，球队进行了5场热身赛，成绩为1胜2平2负 。2月2日，球队离开迪拜 ，赴克罗地亚进行第二阶段 的拉练 。
春节之后 ，U23国奥队和U24亚运队 的集训名单相继出炉 ，分别由成耀东和扬科维奇带队 。今年 ，这两支球队任务不少 。不论 是奥运会预选赛还 是第19届亚运会 ，都需要认真对待。
相比之下 ，国足主帅的帅印归属，显得格外“难产” 。虽然世预赛36强赛要11月才开打 ，但帅位迟迟没有归属，还是会给国家队和各俱乐部带来一些麻烦。
目前国足进入新的世界杯备战周期，必然要经历换血 ，也必然有新鲜血液的补充 。若主帅未能敲定，集训队阵容的确定也就无从谈起 。同时，中超有望在4月开赛 ，各俱乐部迟迟未能确定谁将参加集训，也会给新赛季备战带来一定干扰。
此外，国足需要在3月到6月 的国际比赛日热身赛中全力争取积分 ，以便在36强赛分组中获得一个较好 的席位。
因此，包括与新西兰两场热身赛在内 的每一场热身赛都需要认真对待 。而国家队 的备战 ，从哪一天开始都不算早 ，这更让主帅人选 的确定显得紧迫 。
选人为何如此艰难
不论是李铁接手里皮 的帅位，还 是李霄鹏担任国家队主帅 ，近几次国足换帅总 是显得有些仓促。
相较而言，本次换帅留给足协 的考虑时间较多 ，但受限于种种因素，候选者可考虑 的范围却似乎并没有扩大多少。
据媒体此前报道，中国足协原计划选择一位业务能力突出 、熟悉亚洲足球且能迅速上手的高水平外教。诸如奎罗斯 、保罗·本托、斯托伊科维奇 、奥拉罗尤、勒纳尔等率队参加卡塔尔世界杯或曾在中超、亚洲地区联赛执教 的外籍教练均在候选之列 。
不过 ，选帅并非足协一厢情愿 的事。由于国足对于主帅 的预算 是年薪税后200万美金，这很难满足一些教练员 的薪资需求。与此同时 ，中国足球目前大环境不佳 ，国足世界排名一再下滑 ，这也让一些追求执教成绩的外籍教练望而却步 。
除自身因素外，国足选帅还面临着其他亚洲球队 的竞争。就在不久前，越南队官宣特鲁西出任该队主帅。从资历上看 ，特鲁西曾长期在亚洲执教且成绩尚可 。
不难想象 ，其他基本符合足协选帅要求的外籍教练 ，也有可能接过其他亚洲球队抛来 的橄榄枝。国足选帅拖得越久，可选择 的空间也就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足协或许应当适当放宽选人标准。例如，“熟悉亚洲足球且能迅速上手”这项要求 ，就遭到了外界的质疑 。目前，国足 的选帅已不再像此前几次那样以“救火”为目 的 ，而 是要从长计议 ，为新世界杯周期甚至更长远的发展规划打好基础 。
作为一名高水平外教 ，即使对中国足球不甚熟悉，只要专业能力在线 ，熟悉国足 、熟悉对手，也不是一件难事。
“土洋结合”或为临时选择
有人会问 ，既然洋帅难觅 ，为何不将目光放在本土名帅身上。土帅对中国足球的了解毋庸置疑 ，且开价绝不会超过足协的预算 。问题就在于 ，以土帅 的资质和能力 ，究竟能不能带领国足拿到应有 的成绩 。
每当选帅时，“土帅洋帅之争”就会成为热议的话题。支持洋帅的人认为，洋帅水平更高，可至今也只有米卢一位洋帅带领国足走进过世界杯 。支持土帅 的人认为 ，土帅更了解中国足球 ，可目前为止 ，土帅也没有拿出来太亮眼 的成绩 。
12强赛 ，李铁和李霄鹏各带队踢了半程比赛，最终国足1胜3平6负，积6分位列小组倒数第二 。外界对这两位主帅能力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息过 。
值得一提 的是，里皮辞职后，李铁、李霄鹏和王宝山三位“土帅”，成为了国足主帅 的最佳候选 。如今 ，两位代表着最高执教水平 的本土主帅相继失利 ，又有哪位“土帅”能接过教鞭呢？
洋帅难寻 ，土帅又受到执教水平的质疑 。在高不成低不就中，留给足协选帅 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有消息称 ，足协对新洋帅短时间无法到位 的情况“早有预判” ，因此不排除让现任主帅李霄鹏带队或安排扬科维奇“转岗”接手国足 。或者 ，干脆“土洋结合”，让李霄鹏和扬科维奇共同执教国足。
当然，这大概率 是新帅无法到位前的一个“备选” 。
其实 ，“土洋结合” 的模式在中超俱乐部中不少见，但对国家队而言却是全新的挑战 。如果土洋结合的模式能取得成效，那最是皆大欢喜 。
与此同时，若这样的模式不奏效 ，那这一“备选方案”需要尽早被放弃，避免在将就和妥协中浪费大好 的备战时间 ，将国足拖进大赛临危换帅的又一次轮回 。(记者季禹)
(来源 ：齐鲁晚报 2023年02月03日 A13版)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 。即时通信 、网络视频、短视频 、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 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 、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 、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 ，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 的发展 ，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 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 的存在方式 ，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 、组织平台化 、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 ，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 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 ：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 的门槛 ，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 、消费者等多重身份 ，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 的多元性 。在参与式文化 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 。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 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 、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 的感知能力和方式 。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 。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 ，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 是现实 的“镜像” ，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 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 。“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 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
关系网络化 ：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 ，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 、连接 ，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 。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 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 是凝聚多方合力 的“协作文档”。连接 的建立 、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 ，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 的结构形态 、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的发展，人们 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 ，带来供需关系 、合作关系 、工作关系 、学习关系等 的网络化 。由此，关系网络化 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 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 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 、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 ，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 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 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 。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 、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 ，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 ，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 、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 、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 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 ，配套以由平台主导 的规则体系 ，成为内容生产 、审核 、分发 、变现、评估 的中心 。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 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 、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 ，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 ，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 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 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 。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 ，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 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也通过内容多元化 、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 ，“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 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 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 ，以“扫码” 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 、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 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 ，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 ，与土地 、劳动力、资本 、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 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 。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 ，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 ，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 、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 ，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 ；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 ，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 的趋势下 ，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 的发展 ，特别 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 、分发 、传播 、消费机制的变革 ，重塑公共舆论 、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 ，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 、萌芽、爆发至平息 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 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 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 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 ，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 、传播 、交流和互动中 。民众发表意见 、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 ，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 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
在网络文化方面 ，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 的“栖身之地” 。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 的价值观 ，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 ，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 ，甚至诱发非理性 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 。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 ，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 的新媒体平台上 ，传播 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 ，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 、社群化。在目前主要 的网络舆论场域中 ，依托算法 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 、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 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 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 的问题 。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升治理能力 的一个重要举措就 是转变政府角色 ，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 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 的技术特征 ，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 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 的信息沟通和对外 的信息公开 。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 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 、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 、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 、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 ，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 ，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 的透明度 。
然而 ，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 ，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 ，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 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 ，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 。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 ，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 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 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 。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 ，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 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 的“武器” ，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 、意识形态 、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 的信息 ，此举实质上 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 的跨国贸易和投资 ，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 、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 的方方面面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 。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 ，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 、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 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 的制裁 ，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 的工具 。数字经济 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 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 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 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 的范畴 ，确保数据资源 的完整性 、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 的焦点 。
作者 ：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 ；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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