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转会“开窗”时间一推再推 中超联赛最早4月中下旬揭幕******
中国足球转会“开窗”时间一推再推
中超联赛最早4月中下旬揭幕
北京时间2月1日，国际足联转会匹配系统TMS 的更新信息显示 ，2023年度中国足球首期国际转会窗口延至2月20日开启 ，至4月10日关闭。如果这一安排不再调整，那么就意味着新赛季中超联赛最早于4月中下旬拉开帷幕。
去年年底 ，国际足联TMS系统曾显示 ，本年度首段中国足球国际转会窗口期于今年1月16日开启。但就在16日当天，TMS系统更新了相关信息 ，显示本次开窗时间将延至2月1日。而最新的开窗时间被进一步推延至2月20日。
一般来说 ，各协会开闭转会窗口的时间节点 ，都会围绕着本国(地区)联赛的竞赛计划来设定。如 ，转会窗开启时间一般会设在联赛开赛前1到2个月，而关闭时间则安排在联赛开赛前1到2周 ，从而方便各俱乐部在锁定新援后，获得必要的新援注册及阵容磨合时间 。
需要说明的 是 ，除非相关会员协会向FIFA提出特别开窗申请 ，否则各会员协会已在册球员(含外籍球员)在国内俱乐部之间完成转会 ，其转会手续也必须在国际足联批复的国际转会窗口期内落实。这也是部分中超俱乐部春节前后虽官宣引进新援，却没有完成球员注册与转会手续的原因 。
TMS系统更新 的信息显示 ，本年度中国足球首段国际转会窗口期将于2月20日开放 ，至4月10日关闭，这意味着新赛季中超联赛有望于4月中下旬开赛。在3月20日至28 的国际比赛日中 ，中国男足将受邀与新西兰队进行两场热身。虽然到目前为止 ，国足新年首期集训计划尚未公布 ，但中国男足亚运代表队已明确本月进行新年首期集训，这两支国字号球队3月下旬都将出访新西兰 ，其球员都可以在结束国际比赛日后 ，在联赛开赛前及时返回各自俱乐部，有时间与球队进行磨合 。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 ，中国足协 、中足联筹备组近期也在加紧研究联赛相关问题 。关于俱乐部欠薪清偿进展程度、新赛季各级联赛的参赛规模 、各级联赛球员注册与转会办法将在接下来 的一个月内得到明确。
TMS系统更新的信息还显示，中国足球本年度第二段转会窗口期 ，也就是所谓夏季转会窗将由7月1日延至8月1日开放，关闭时间为8月31日 。结合国内足坛本年度转会冬窗开启时间两度被延后的事实，不排除开窗时间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被进一步推延 的可能性。
延伸
杜兆才遗憾无缘连任FIFA理事
第33届亚足联会员代表大会于北京时间2月1日下午在巴林麦纳麦海湾会展中心召开 。会议期间，亚足联按议程进行了新周期(2023年至2027年)换届选举。在备受中国足球界关注 的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投票选举中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中国足协副主席杜兆才获得了18票 ，遗憾地在“7选5” 的竞争中落选，无缘连任。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则连续两度落选。从亚足联领导层或决策层新一轮“洗牌”结果看来，亚洲足坛天平“西倾”的趋势尤为明显，中国足球在竞争外事话语权及参与各类国际竞争方面，将面临更为严峻 的形势。
在7位候选人当中，有4人 的当选其实在会议召开前就已经板上钉钉，这4人分别 是日本足协主席田岛幸三 、菲律宾足协主席阿拉内塔，以及两位参选新人卡塔尔足协主席塔尼和沙特足协主席梅沙尔。
这样一来，余下一个国际足联理事席位就在中国 、韩国、马来西亚三国足协 的代表中产生 。马来西亚足协哈米丁虽然 是首次参选 ，但其背景优势比较突出 。此次竞选结果，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当然 ，杜兆才未能连任，受到影响的恐怕不止 是中国足球 ，还有东亚足球。在当选新周期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的6名成员中 ，来自东亚大区会员协会的仅有田岛幸三，余下5人中有3人来自西亚大区(包括自动当选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的亚足联主席萨尔曼) 、2人来自东南亚大区。再结合连续3届亚洲杯确定在西亚大区会员协会国举办、亚冠联赛按西亚大区会员协会职业联赛竞赛办法调整为跨年赛制，不难看出 ，亚洲足坛 的天平正逐步“西倾” 。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来说 ，面对现实并保持警惕之余，唯有全力提升自身硬实力并完善对外交流 ，才可能应对接下来更严峻 的国际挑战 。
本组文/本报记者 肖赧
统筹/王咏
古代王朝更迭时 ，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 。若 是定睛一看 ，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 ，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 ，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 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
然而 ，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
今人 的印象里 ，货币只 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 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 ，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 。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 ，轮廓圆整，书写端庄 ，间发青绿砾斑 ，古雅可玩 ，背有指甲痕 ，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 ，形如新月 。”（《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 的描述 ，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 ，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 的政权顽强许多 。那么同理 ，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 ？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 ，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 的交易使用黄金 ，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 。因此 ，在人们 的日常生活之中 ，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 ，也无疑更为重要 。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 ，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 的统一 ，既是政治军事统一 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 的诉求 。
其实 ，秦国 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 ，圆形方孔成为货币 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 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 。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 ，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 的终结 ，而非新 的开始 。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 ：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 ，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 、汉的“五铢” 。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 。按照“二十四铢为两 ，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 的标准来换算 ，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 ，掂量着手中铜币 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 ，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 ，那些坐拥铜矿 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 ，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 ，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 。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 ，文帝看不下去了 ，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 ，将蜀郡严道 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 ，而他 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 ，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 ，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 ，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 ：或用轻钱，百加若干 ；或用重钱，平称不受 。法钱不立 ，吏急而壹之乎 ，则大为烦苛 ，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 ，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 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 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 ，为汉武帝所采纳 。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 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 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 、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 的七百余年中 ，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 ，而历朝铸造 的五铢钱 ，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 。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 ，这种五铢 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 的三倍 ，作价则是百倍 ，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 ，果然 ，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 。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 ，长此以往造就 的经济后果也 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 ，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 ，并且多次颁布诏书 ，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 的钱 。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 ，“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 ，当时市场上流通 的钱币 ，有“直百五铢、五铢 、女钱 、太平百钱、定平一百 ，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 的五铢钱种类 。（《隋书·食货志》）此外 ，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 的五铢 ，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 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 ：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 、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 、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 。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