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做“把命令下达清楚”的基层指挥员******
下达命令 ，务必清楚明确
■杨元超
不久前 ，我作为基地前进指挥组成员 ，随某旅夜间火力突击演练分队跟训 。部队出发前，发射连连长在班排骨干会上提了不少要求。我旁听了一会儿 ，觉得他说 的有些空泛、不够具体。比如，要求遭“敌”精准打击时各车灵活处置 ，却没说何时进行伪装、能否脱离梯队自行疏散隐蔽 ；安排兼职卫生员在出现人员“伤亡”时迅速处置 ，却对兼职和本职工作冲突时哪个优先没有明确 ；强调严格按规程操作，却对紧急情况下容易变形走样 的环节没有强调提醒……而这些 ，恰恰 是班排骨干最关心的点 ，也是他们在会后最需要给所属战士明确的。再一看听了连长讲话 的骨干们，很多也 是一脸茫然的样子。
回想起自己担任指导员 的经历 ，“把命令下达清楚”，也是战士们给我上的第一课。记得上任不久，我连就参加了一次阵地外围警戒任务，事先我只给各警戒小组大体划分了范围，对一条平时很少有人车经过的“断头路”却没指定责任人 ，只说“有情况各小组兼顾一下就行”，结果当晚 的导调课目恰恰是小股“敌特”从这条路上潜入。由于相邻两个小组在警戒巡逻时都对这条路“一带而过”，导致“敌人”差点渗透到装备附近，要不 是操作号手及时发现，整个发射行动就失败了 。
任务结束，我把责任归咎于警戒人员主动作为意识不强 、不知及时补位 ，还当众批评了这两个小组 。但我从战士们 的眼神中感到，他们感到很委屈，甚至有些不服气。事后，副连长找到我开诚布公地说 ：“这次真不能怪战士们 ，怪就怪你没有把命令下达清楚。”
一语点醒梦中人。循着副连长的话反思 ，我发现自己除了这次任务外 ，在日常工作中也有不少命令下达不清 的情况 。开连务会部署工作，有 的骨干几乎不动笔记录；晚点名讲评工作，队列里明显有人心不在焉……细细回想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就 是当时自己讲了不少正确的废话和“两头堵” 的车轱辘话，而对官兵迫切想知道的“我该干什么、怎么干 、达到什么标准”等 ，却囫囵吞枣、语焉不详 。
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 ，再下达命令 、布置任务时，我努力做到把方向目标指清楚、把标准要求尽可能量化到“米秒环” 、把责任压实到具体人。如此一来 ，开会 的时间变短了，任务却安排得明明白白。后来 ，有不少骨干反映 ，指导员讲话终于能说到点子上了 。
战士们的鼓励，引发我更深的思考 。作为一线带兵人和基层指挥员 ，“把命令下达清楚”很难吗？想想其实并不难 ，关键在于下达命令前一定把情况弄清 、把任务想透 ，下达 的命令一定要简明扼要 、易于理解 、具体可行 ，同时明确重点难点堵点 ，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战场上、工作中，固然需要官兵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但绝不能因此而在安排任务时含含糊糊 、大而化之，更不能故作高明地卖个关子 ，让部属去揣摩和猜测。因为 ，只有上级把话说清楚 ，下级才能把事干明白 。
走向世俗与儒雅——汉唐间孔子形象 的演变******
作者 ：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
一时代有一时代 的思潮。随着儒学 的沉浮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 的象征 ，孔子形象 的变迁附着了更多 的政治 、社会内涵，特别在汉唐时期。
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三月 ，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文中，史晨一再强调孔子 是“乾坤所挺 ，西狩获麟，玄丘制命 ，……为汉制作”“汁光之精，大帝所挺 ，……承敝遭衰，黑不代仓……获麟趣作 ，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因 是上奏尚书省，自 是要谨重万分。显然 ，对孔子形象的描述，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 的谶纬观念 ，这也是一个时代 的基调和底色 ：其母颜征在“野合”，诞育了孔子 ，一如刘媪息止大泽，“梦与神遇”而产下汉高祖般，是应世感生，也即声称的“乾坤所挺” 。“玄丘” ，指孔子被称为“玄圣素王”。“有德无位” 是孔子一生真实 的写照 ，为此尊奉为“素王”；素王为汉制作宪法 。孔子为黑帝水精，即水德 ， 是尚法的象征。秦始皇定秦为水德，就是取其“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更何况 ，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 ，本就掌管 、熟习律法 。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 ，制定宪法，阐释天命 ，以推行教化，即水胜火（汉 ，火德，尚赤）也 。对此，孔子本人也有明确 的自觉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
这种比附下 ，各种《论语摘辅像谶》《论语素王受命谶》等踊跃出现，进而成了一个时代 的思潮。这中间 的一个关键，就 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 的描述 ，典型的就是《春秋演孔图》所描绘的“大九围 ，坐如蹲龙” ，“首丘”“龟脊虎掌”等；“龟脊” ，即凸起，从另一个角度看正 是驼背 。
与此尊崇孔子（时封褒成侯）及儒学在西汉元 、成间的上升相联系 的 ， 是西汉中晚期以来，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的画像以表彰 、推尊 的传统，如“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鸿都门学 ，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同时，与西汉中期 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也一改画风，集中以“孔子见老子”、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 ：头戴小冠、长须 、束带、长衣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 ，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 ，身着长袍 的老子则拄一弯曲 的拐杖躬身而立 ，中间是一童子 ，即孔子的老师项橐。孔子身后，是陪侍 的弟子 ，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子路 、子贡等五人。
《春秋演孔图》 的描述不免空泛 ，今能有幸一睹汉时 的孔子画像 。这类画像 ，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 、留存物较多 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今所见最早 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 ，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 ，即数量较多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至少30块以上） ，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 。虽然孔子 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 ，其背略驼，却 是一望即知 。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 的想象 。二、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 。典型的 是西汉晚期 的洛阳烧沟61号墓、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 ；但其帽饰（小冠、幞头、平冠） 、身形（瘦削、粗壮）等都有明显差别 。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 ，但细节上有不同——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不过，附着在孔子形象上 的不无牵强 、粗鄙 、浅陋 的谶纬比附 ，所谓 的“异相”，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 ，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隋时 ，谶纬已完全衰歇 、败落了 。
二 南朝：孔子人间形象 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 的种种神异与光彩 ，东晋 、南朝，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 、佛教等强烈的冲击 ，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 。
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184年），党锢解禁后 ，晚年 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 ，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 的背景 ，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的比附、神化，展示出了一位切实 、活泼生动、言语蔼如 的长者形象 ，一个更趋坦诚 、真实的孔子形象。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的注释，就只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的对未来 的一丝隐忧和恐惧。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 ，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 ， 是一位蔼如 的智者 。这一倾向 ，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范晔 的祖父所继承。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 、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 ，表现了朴实解经 的风貌。
这样，明显有过多神化、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 ，枯竭了 。
与儒学的衰退相一致的，是这一时期 的墓葬，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勇士 、烈女贤妻等形象 ，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 。在南方 ，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特别是南朝 的帝王陵 ，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 、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等名士 ；北方则多为隐士、孝子形象（如《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的元谧石棺等） 。
不过，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如《历代名画记》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图》 ，陆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颜图》 ，宗炳《孔子弟子像》，张僧繇画“仲尼十哲”等，但明显少了许多 。在今孔庙圣迹殿，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 ，头戴平冠、褒衣博带、“秀骨清相” 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 、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
这是孔子形象转变 的一个关键 。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 的完善与孔子形象 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盛唐，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 的尊崇情形。两汉时 ，“先圣”成了周公 的专称，孔子只好屈居第二 ，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先师” 。据《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 、《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条 ，这一时期尊崇 、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贞观二年（628年），罢周公 ，升孔子为先圣 ，以颜回配。贞观四年 ，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 。神龙元年（705年） ，以邹 、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 ，以奉岁祀 ，子孙世袭褒圣侯 。开元五年（717年），颁布诏令《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 ，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 ，更进一步抬升，追谥孔子为“文宣王” ，并褒赠“十哲” ，东西列侍（《旧唐书》卷二四《仪礼志四》） 。制度日趋完善 ，规格 、地位日渐上升 、稳定 。重要 的是，在浓烈的尊崇氛围下，更沿袭、上升到国家 的层面，即借助科举 的力量 ，《论语》成了一门必考科目 ，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 ，孔子形象 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如檀州刺史韦机，显庆（656—661年）中“创立孔子庙”时，就“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
与此相应 ， 是一流画家阎立本 、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 的绘制与定型 。
今仍能一睹 、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孔子弟子像》长卷 ，绢本设色（今藏故宫博物院） 。阎立本（601—673年） ，曾奉诏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卷》 ，卒前曾任中书令 ，当日地位极为尊崇 。阎氏生活 的时代，正 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 的突飞猛进时期，适逢其会 ，恰能作为规制，颁示天下 。其所画 ，正 是一位头着儒冠 、长髯及颔、目光深邃、睿智，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 ；侧面 ；左手略微举起 ，一副正在讲解、授业 的模样。唐时“孔庙”“先师”身份 的界定 ，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 、目光略微向上 ，为汉制作律法的《司寇像》，一般认为 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 。但其“口露齿”“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 的异相,这汉时谶纬的遗绪，与唐人主流认知 、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先师”形象截然异趣 。反倒 是“圣迹殿”中陈列 的刻石、传为吴道子所绘 的“先师孔子行教像”，长髯飘飘 ，一副儒雅、蔼如 的形象，倒很契合唐人 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阎 、吴之后 ，可能因其盛名，或因诏令作画、版式一统等缘故 ，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即一种粉本与经典，在世间流传 。同时 ，又以绘刻 、塑像 的形式，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 的全面拓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