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江湖 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 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 ，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 的想法 ，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 ，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 ，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 ，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 。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
图片来源 ：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 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 ，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 ，让气候 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 ，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 。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 ，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 ，但关键 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 ，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 ，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 ，意料之中
事实上 ，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 的集结 ，不过 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 的一个缩影。
无论 是“大年”还 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 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 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 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 是。
但这就 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 ，才能通过相关决议 ，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 ，个个都能接受” 的结果。看上去低效 ，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 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 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 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 ，一条不变 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 ，以及与之密切相关 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 ，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 ，而“有区别 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 ，便 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 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 ，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 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
在这个进程中 ，虽然“共同但有区别” 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 、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
形成新 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 、程序等 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 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 是什么样的模式 ，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 ，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 的特色，也 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
中国 、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 ，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 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 的达成。
这 是《巴黎协定》谈判 的重要遗产 。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 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 ，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 ，单边主义 、民粹主义 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 ，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 的微妙平衡 ，是多边机制达成 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 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 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 是基于科学的研判 ，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 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 的结构性变化 ，需要转变生产 、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 、循环 、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 、土地使用等方面 的一系列变革 ，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 ，参与方 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 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 的若干个小点 ，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 ，后者 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 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 ，或者说 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 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
另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 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 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保护主义抬头 、民粹主义盛行 ，及其引发 的贫富分化 、产业链断裂或重置 、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 ，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 的进程 。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 是个世界性大命题 。硬币 的一面 是全球变暖 、生态恶化等危机 ；硬币的另一面 是人的需求 ，尤其 是发展需求 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 ，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 的 ，或许 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 ，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 的发展与保护共赢 ，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 是解决气候问题 的正道 。
在探讨责任机制 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 的利益，利益平衡 是责任落实 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 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 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 ，都 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 、气候治理结构 的转变 、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 ，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
而中国 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 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 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 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益 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 。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 。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 ，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 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 。因为我们相信 ，气候 的江湖 是个大江湖 ，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 。(俞岚)
“反向春运”：阖家团圆就 是幸福年****** 【春运进行时】 “明天开始我就不点外卖了。这张小餐桌终于能放一些父母做 的美食了 ！”今年春节前夕 ，已经在北京工作6年的王冰柯终于如愿让父母答应从老家云南大理来北京过年 。帮父母买完机票后，王冰柯就开始打电话约保洁，“平时工作比较忙 ，没好好收拾过家，过年前要来一次大扫除 ，干干净净迎接父母到来” 。 提到春运 ，在许多人 的习惯认知里就 是节前集中回乡 、节后扎堆返城的人口“大迁徙” 。但如今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像王冰柯父母这样 的“反向春运”旅客越来越多 。“反向春运”也被称为“反向团圆”， 是指年轻人将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 ，节后再返乡 。这一新潮 的过年方式，子女可以不用顾忌放假时间、高速拥堵 、票价高昂等因素 ，既可以尽到孝心，又能一家人团圆 。 王冰柯告诉记者 ，作为常年在北京工作 的外地人 ，过年的首选肯定还是回老家。但他家离北京比较远，春节假期掐头去尾在家也待不了几天，回大理 的经济成本 、时间成本都较高 ，所以今年王冰柯决定让父母来北京一起过年，顺便也可以带父母去北京周边 的景点转转 。 “就拿机票来说吧 ，如果我大年二十九或除夕从北京回大理 ，机票加税费需要2600元，但同时间段从大理飞北京的航班一张票只要不到600元，这样算起来父母两人往返机票加起来还不如我自己 的一张单程票贵。”王冰柯表示 ，另外 ，春节期间大理的游客非常多 ，物价也随之上涨，在老家过年真不如在北京过年划算 。 某旅行网站发布 的2023春运出行预测报告显示，北京、上海 、广州 、深圳 、杭州等大城市 是今年“春运” 的热门目 的地 ，和常规意义下的热门航线相比 ，“反向春运”热点航线票价折扣力度非常大 ，票源也十分充足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扩大了非高峰方向票价折扣优惠列车范围，为“反向春运”旅客提供了价格更加低廉 的选择。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晓东指出，“反向春运”这种现象 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成 的 。在客观上有春运运输资源倒挂的因素，一票难求的情况下 ，一些人开始反其道而行之 ，换一种过年团聚 的方式 。在主观上也折射出公众理念的转变 ，随着社会 的发展，故土难离 的观念逐渐淡化 ，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认同 ，只要家人聚在一起 ，在哪里过都 是团圆年。 此外，“反向春运”客流 的增长，除了观念上 的转变外，也和人口构成不无关联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院长赵一新表示 ，春节的意义在于一家人团圆 ，上代父母往往养育了多个孩子，所以这些孩子们共同回到父母身边是团圆的基本模式 。但如今独生子女比例很高，这类家庭中不论是孩子回到父母身边，还是父母来到孩子身边，对于团圆本身来说意义相同，所以许多这类家庭对于“回家过年”和“反向春运”都抱着开放的态度。 就交通运输的特性而言 ，南来北往 、满载而归应该是其运力均衡配置和利益最大化 的理想境界。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运输部门对“反向春运”机票车票 的打折优惠 ，就是其对乘客积极填补这种运力空档 的一种经济引领 ，假如“反向春运”成为更多旅客 的过年选择，受益 的将不只是交通运输企业，更可不同程度地提升乘车者出行舒适度 。 “平常因为工作忙，和父母 的沟通就是打打电话、发发视频，对于父母而言，过年期间 的团聚可能是他们一年中最大的期待。”王冰柯说 ，不论是正向还是反向，也不论是在老家还 是大城市 ，只要能够阖家团圆，就 是一个幸福年 。 (本报记者 訾谦) 每日彩票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