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以“元技术”为基础 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 ，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 的要求 。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 ，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 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 的新闻传播活动 ，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 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 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 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 ，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 的内部运作 ，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 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 。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 的视角出发 ，将新闻看作社会 的一个子系统 ，用场域 、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 ，改变了传统 的新闻生态结构 。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 ，新闻生态 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 、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 。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 ，强调新闻学研究 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 、网络化 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 ，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 、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 ，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 ，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 ，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 ，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
新 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 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 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 ，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 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 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 的工具 ，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 ，“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 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 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 。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 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 。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 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 的报刊 、通讯社、广播 、电视，从互联网时代 的网站 、微博 、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 的社交机器人 ，媒介技术不断更迭 ，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 。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 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 ，但受到新闻生态 、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 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 。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 的 ， 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 ，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 是什么 ，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 。2019年2月 ，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 。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 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 ，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 ，在社交媒体上 ，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 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 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 、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 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 ，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 ，“新闻真实是可能的 ，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 ，“真实”概念 是否还有其存在 的空间？一方面 ，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 ，这种“真实” 是特定场景下 的真实，体现的 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 ，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 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 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 ，这也就意味着以往 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 。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 ，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 ，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 ，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 。其后 ，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 ，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 ，“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 ，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 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 。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 ，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 。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 、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 、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 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 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 ，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 的西方传统媒体中 ，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 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 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 。也有学者认为 ，“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 ，更将引发范式 的转移。那么 ，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 的关系问题 ，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 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 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 。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 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 ，使我们在通往具体 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 。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 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 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许多对媒介影响 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 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 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 、戏剧、电影 、小说等，其方法都 是一样 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 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 ，及其对于人 的社会实践自由度 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 、人与媒介关系 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 ，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 ，从数字人文主义 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 。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 ：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 ，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 的数字化转换 ，并展现出广阔 的发展前景 。
数字新闻时代 ，在沟通的“讯息 、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 ，受众通过不同 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 。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 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 ，都不过 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 是用旧 的知识来理解新 的世界 。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 ，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 的统一整体。相反 ，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 是其缺乏社会同意 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 。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 ，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 、新语境 。在传统 的新闻学研究中 ，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 的研究框架 ：口头传播 、书写传播、印刷传播 、电子传播 ，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 。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 。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 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 的变化 ，调整编辑部职能 ，创建受众拓展职位 ，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 ，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 ，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 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 ，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 的创新和人才职位 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 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 的创新 。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 ，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 ，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 的思考 。与之相应 ，对现有的教学方案 、教学方式 、课程体系等 ，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 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 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 。媒介变迁所带来 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 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 的主体性 ，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 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 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 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 、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 、感知世界 的本质性要素 。数据与算法使人们 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 ，人与技术 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比如 ，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 、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 的影响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 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 ，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 ，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 ，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 的变化 ，如媒介形态 、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 、风水火土 、文字书写 、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 的 。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 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 的 ，正 是这些信息与物 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 ，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 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 ，应成为研究者关注 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 的新闻学理论
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 的空间 ，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 是准范式） 。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 ，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 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 的 ，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 的基本架构 ， 是一个体系 。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 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 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 ，要重新进行概念化 ，改变工具论思维 。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 的 、重新建立关系 的过程 。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 ，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 ，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 。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 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 ，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 的角度 ，即从文明 的视角出发 ，特别 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 ，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 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 是有差异的 。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 的 ，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 的发明创造 、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 。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 ：语言、文字 、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 、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 ，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 ，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 、共享性和智能性 ，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 ，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 的法则 、新的语言 、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 的文化和信仰。数据 的新力量 ，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 、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 ，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 、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社交媒体生态多样 ，平台丰富 ，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 、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 ，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 ，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 ，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 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 的资源和实践经验 。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 ，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 ，推进新闻理论创新 ，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 的理论体系 ，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
东西问·中外对话 | 中国电影如何拉近东西方距离？******
中新社北京11月6日电 题 ：中国电影如何拉近东西方距离 ？
作者 马海燕 门睿
从41年前首部电影《原野》惊艳亮相威尼斯，到中国电影成为各大电影节的“常客” ，从功夫片一枝独秀到各种类型影片频频走出去 ，中国电影已成为外国观众了解中国 的窗口 。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反映当下 、让世界通过电影了解中国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著名导演李少红与上海大学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著名电影制片人马可·穆勒展开对话。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中国电影如何拉近东西方距离？来源：中国新闻网
曾执导过《红粉》《四十不惑》《橘子红了》《大明宫词》等多部女性题材作品的李少红认为 ，应该鼓励包括女性题材在内 的现实题材电影交流。
曾担任过多个国际电影节主席 ，把张艺谋 、陈凯歌、田壮壮 、贾樟柯等中国导演推向国际舞台的马可·穆勒认为 ，丰富多样 的中国电影可以让国外观众更多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
电影“走出去”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国
中新社记者 ：1981年马可·穆勒先生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顾问时 ，将中国影片《原野》带到威尼斯 ，碰巧《原野》也是中国新闻社出品的 。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让您将《原野》这部影片从中国带向欧洲？
马可·穆勒 ：1981年年初，有几位国内朋友告诉我，一家新公司南海影业正在做一部电影《原野》 。我非常喜欢曹禺的话剧，也看了《原野》，发现这是个女导演的处女作 ，我就问可不可以跟该片导演凌子认识一下 。凌子后来又介绍了更多的女导演给我认识，我那个时候觉得中国终于有了非常强 、非常活泼 的一批新的女导演 。
电影《原野》海报，来源 ：网络中新社记者：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有什么特殊意义？
李少红：这个过程让我们打开了眼界和世界观 ，同时也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 。1992年的《四十不惑》 是我们这一代现代题材的第一部去欧洲电影节 的影片 ，能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人 的生活对西方来讲非常陌生，尤其 是现实生活 。我能从记者的提问中感受到他们想通过影片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现实题材 的影片能够出去是非常重要 的 。
马可·穆勒：那个时候这些电影都是新生代导演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它们真 的 是丰富多样 ，他们所探索的方向不 是一致 的 。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通过这些电影让国外 的观众 ，特别是欧洲的观众多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
中新社记者 ：如何看待国际获奖和国内获奖之间 的关系？
马可·穆勒：上世纪90年代应该是中国电影的热门时代，几乎每个大电影节都会有一部中国主竞赛影片 ，国外 的发行也会考虑多买几部中国影片。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国外会有热门 的中国电影 ？因为那个时候好多电影都是有商业价值 的艺术片，或者有高艺术品质 的商业片 。我真的非常敬佩那些导演所作的贡献 ，让更多的人马上就可以看懂 ，可以理解。
李少红：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获奖 ，对我们 的艺术创作都是肯定和鼓励。国际上获奖 是从中国发展 的故事和东方文化的角度去欣赏这种艺术价值 ，这 是一个相当高的肯定。国内 的鼓励则更直接 ，因为我们 的创作反映 的是中国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这种肯定更重要 。
女性创作丰富了世界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女性导演、女性题材创作对整个电影产业 的贡献 ？
李少红：我觉得女性视角和女性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这个世界 。作为女性导演，我们很自觉地在做这种观察和表达 。《红粉》1995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之后我自觉地在影片创作中采用女性视角 ，无论 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这也形成了我自己 的创作特色。
马可·穆勒：每几年 ，中国电影中就会出现一两部女性题材影片 ，真实地为中国女性发声。如从凌子到黄蜀芹 、李少红等第四代、第五代有代表性的女导演 ，以及最新一代 的李玉导演作品 ，都让外国观众深入了解中国女性 的世界观，以及她们对社会的观察和探讨。
中新社记者：在女性题材电影中，欧美影片与中国影片有什么异同 ？
马可·穆勒 ：我认为二者差异不大 ，但中国女性题材电影 ，不仅 是女导演拍 ，也有男导演拍。例如张艺谋导演作品《秋菊打官司》就塑造了一个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奋斗 的女性角色，这部电影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曾获第5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可奖的田壮壮导演作品《小城之春》，也是由男导演拍摄 的中国女性题材电影。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大家都觉得他擅长执导动作片 、侦探片，但 是他每拍三四部影片 ，也会考虑拍一部女性题材影片 。
中新社记者 ：当今 的女性观众与30年前有什么不同 ？如何看待女性意识 的觉醒 ？
马可·穆勒 ：在中国电影市场(作品)多样化之下 ，现在中国女性观众可以看到多种类的电影。以前，特别是西方和日本 的女导演拍摄 的电影受众是三四十岁的女性。现在 的导演无论男女，他们电影 的目标受众更年轻，观众也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电影 。近年来中国电影的成就之一，就是女导演也开始拍类型片 。
李少红 ：从个人经历看 ，我 的女性意识 的形成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 的过程 。以前我们有句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是说妇女也有平等工作 的机会和权利，同时也降低了性别差异意识。改革开放后 ，女性更加关注和思考自己的存在价值 ，争取在社会上的独立性。现在我和很多年轻女导演交流 的时候发现，她们都非常自信地知道自己 的优势在哪 ，知道在自己想创作的题材中 ，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应该坚持什么 。
中新社记者：《世间有她》这部电影如何表现当今女性的生存状态？
李少红 ：这部影片三位导演都 是女性 ，我们从女性 的角度出发 ，以女性 的视角观察生活 ，观察女性在困难中如何面对情感和家庭问题 。另外 ，从不同地域表现来说 ，张艾嘉导演在中国香港，反映了与内地不同 的情况，陈冲导演反映 的 是一对分离在两地的情侣的情感。影片多元表现了最普通的妇女在家庭中承担 的责任。
马可·穆勒：《世间有她》特别展现了在困难时期家庭中出现的很多矛盾。三位女导演很清楚如何真实展现这些问题和主人公解决问题的方法 。包括《世间有她》在内的许多中国电影都具有跨越语言、文化障碍 的突破力 ，能够引起国外观众对中国女导演作品、中国女性题材影片 的重视。
以电影促进中外对话任重道远
中新社记者：在促进以电影为媒介的中外对话中，电影人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马可·穆勒：我认为需要考虑中国电影在国外可能会遇到的文化差异 。这方面可以通过对中国文化 的翻译、释义帮助国外观众理解中国电影，进而引起他们的共情。
李少红 ：东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差异，需要更多宣传和推广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从创作上 ，可以多关注包括女性题材在内的现实题材电影交流 。性别 的表达 是世界的语言，不存在障碍，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个体 ，无论男人女人 ，都能感同身受 ，这样 的作品应该多一点。我们在电影节或电影展映上看到这方面题材 的影片，也会非常感兴趣，虽然讲述的是其他国家 的人遇到问题是怎样应对 的 ，但其实和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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