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守艺人” ，巧手成就致富梦 ******
【一线讲述】 编者按
广袤山乡，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默无闻 ，却靠着一双双巧手传承传统技艺 、助力家乡发展。雕刻彩绘、造屋筑桥 、器具制作、刺绣印染……有他们 的地方，就有民俗风物之美，也有产业致富之路。他们 ，拥有一个朴实无华的名字——乡村工匠 。
90后重庆小伙儿辜国强在组装花丝镶嵌作品“凤引九雏” 。新华社发
在浙江湖州市八里店镇潞村，陶瓷艺人在瓷器上作画 。新华社发
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育好用好乡土人才”。此前，国家乡村振兴局、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挖掘培养一批乡村工匠，促进农民创业就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人才支撑。今天，让我们走近四位乡村工匠，观摩他们的“指尖绝活”，倾听他们的奋斗故事，感受他们传承技艺 、惠泽一方 的拳拳初心 。
这里 的琴声绕梁不息
讲述人：河南确山县农民制琴师王金堂
扛起锄头 ，我们是耕田种地 的一把好手；拿起工具 ，我们 是世界提琴制造业中响当当的“确山师傅”。全球90%以上的提琴来自中国 ，而中国提琴产量的40%左右，特别是中高档手工提琴产量 的80%以上都出自我们确山人之手 。
40多年前，16岁的我挤上火车一路向北 ，怀着“学门好手艺”的心气儿 ，去北京闯荡。几经周折，终于进了一家工艺美术厂当上临时工，跟着师傅学习制作工艺小提琴。一年后 ，老板看我笃实好学，就让我当上了车间负责人 。后来，我又到一家提琴作坊当学徒 。
提琴制作工艺复杂，有拼板、刮板 、音孔音梁、刻头、装头、油漆 、装配等多道工序 ，每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 。比如 ，拼板时如果黏合不牢，就会影响后续每道工序 ；刮板 的尺寸和弧度高低一定得精确 ，否则直接影响提琴音质。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 、练手 ，我掌握了制琴 的关键技术，也萌生了创业的念头。我白天打零工、卖煎饼，晚上继续钻研制琴 ，同时，动员在京打工的老乡一起干 。1990年，我们终于和一家木材厂谈拢，合作办起了一家琴坊 。打这以后，我的制琴生意越做越好，带出来 的许多老乡也陆续建起了自己 的琴坊 。
“确山师傅”在北京干得风生水起，家乡一直很关注。不久后 ，确山县政府和在京确山籍老乡创办 的提琴生产企业签了合作协议，我们整体迁入县产业集聚区“确山小提琴产业园”，为一个梦想而努力——把确山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高档提琴生产基地。
现如今，全县制琴及配套企业已经发展到144家，从业人员2600多人，产品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贝斯及配件等30多个系列、400多种型号，年产提琴约40万把，年产值6亿元左右，年出口创汇超过2000万美元。
从外出“打工潮”到返乡“创业潮” ，我们认识到 ：要想产业长远发展 ，关键是不断壮大本土人才，让产业发展有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2020年1月 ，确山县手工提琴制作协会挂牌成立 ，吸纳了100多家会员，大家推选我担任协会会长。针对制琴人才短缺问题，我们制定了“5年计划”，划定了确山提琴行业标准，通过加强函授、培训 ，增强“确山琴师” 的业务知识和文化素养。
我们这些“琴一代”，也有很多遗憾。几年前 ，在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上，以色列乐器商人约瑟夫在他的摊位上用小提琴演奏《梁祝》，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望 。现场有人请我也演奏一曲，我当时就蒙了，连连摆手：“我们只会制琴 ，不会拉琴 。”现在，越来越多 的“琴一代”让孩子学琴，县政府还出资聘请了专业提琴教师 ，在镇里和县里 的中小学校开设提琴特色班 。每年都有很多确山学子选择音乐类专业深造，学成后回乡支持提琴产业发展 ，让这座提琴小城充满了青春活力 。
我们相信，确山 的琴声定会悠扬致远 、绕梁不息 。
自贡彩灯 ，温暖千家万户
讲述人 ：四川自贡胡氏花灯传承人万玲
有华人 的地方 ，就有灯会。近年来，自贡灯会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 的一张闪亮名片。胡氏花灯 ，就 是自贡彩灯大家庭中的一员。
四川自贡彩灯。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摄/光明图片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 ：詹丹
欧阳修 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 、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 ，即 ：
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 ，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 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 的朱东润主编 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有其进步意义 。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 ，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 的教训” ， 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 ，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 ，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 ，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 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 ，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 ，后两处 是“人事”的具体表现 ，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 的逻辑关系。但我 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 的范畴。但从观点 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 是步步深入 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 是说 ，相对于纷繁复杂 的“人事”来说 ，这个概念本身 是抽象而又空洞 的 ，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 的一个概念 ，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 ，才有其具体 的针对性 。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 的抽象和空洞 ，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 。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 ，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 ，忘栉沫之艰难 ，狥色禽之荒乐 。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 。靳吝货财 ，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 ，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 ，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 ，未或不亡，矧咸有之 ，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 ，所谓“咸有之” ，正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 ，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 ，强调了人的行为上 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 。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 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 。这当然是有庄宗 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 ，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
同光三年夏 ，霖雨不止 ，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 。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 。宦官进曰 ：“臣见长安全盛时 ，大明 、兴庆宫楼阁百数 。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 。”庄宗曰 ：“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 ？”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 。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 ，常为租庸惜财用 ，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 ：“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 ，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 ？”崇韬对曰 ：“陛下昔以天下为心 ，今以一身为意 ，艰难逸豫 ，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 ，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 。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 。宦官曰 ：“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 ，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 ，成为一种身体 的真切感受 ，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 ，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 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 ，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 ，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 ，其如帝不听何 ！”
此外 ，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 ，“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 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 的 是 ，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 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 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 的特殊性 ，也就 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 的特殊性 ，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 。相对第一处 的宏观和第二处 的中观来说 ，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 是微观了（尽管结尾 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 ，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 的。在这过程中 ，作者所谓 的“虽曰天命”一句 ，似乎被抛到了一边 。我们固然可以说 ，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 的同时 ，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 ，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 ，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 ，那种似乎已经隐身 的“天命”意识 ，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 ，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 、规律性之理 ，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 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 ，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 是从“天谴 的天向天理 的天 的变化” ，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 的变化” 。唐以前 的人们习惯认为 ，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 ，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 。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 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 ，并对此有所质疑 。在“五行志”中 ，认为后世之人 是在“曲说而妄意天” ，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 ，正 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 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 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 ，成为一种规律时 ，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 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 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 ，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