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古城闹社火：击鼓奏乐，且耍且歌******
中新网西宁1月31日电 题 ：高原古城闹社火 ：击鼓奏乐 ，且耍且歌
作者潘雨洁
来到中国4年多，土库曼斯坦留学生王东第一次觉得春节如此“刺激好玩儿”：在两个师傅搀扶下，他颤颤巍巍站上70厘米的高跷，小心翼翼地向前迈步 。“站在上面(高跷)身体很难保持平衡，但感觉非常有意思。”他说。
一旁，18岁的韩启旺脸涂油彩 ，正麻利地将双脚用红绸绑在2.8米的高跷上 。“凌晨两点就起床化妆 ，”他说。虽同样是“首秀” ，他却选了最高 的木跷，从小生活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总南村 的他信心十足 ：“社火年年耍 ，不用专门学 。”
图为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 的高跷表演 。 马铭言 摄“他的扮相 是‘杨五郎’ ，”村民介绍 ：“今天表演的是《杨门虎将》金沙滩赴宴片段 。”据了解，当地高跷队扮演 的角色众多，既有孙悟空、白素贞等妇孺皆知的民间形象，亦有一身正气 的包拯 、保家卫国的杨家将、替父从军 的花木兰等英雄人物。
连日来，青海省东部多市县正组织大型社火表演 。社火源于民间古老的土地神与火神崇拜，最早自汉代传入青海，及至明清时期，随大规模汉人迁移，在该省东部 的黄河上游河湟地区 ，“正月里闹社火”的规模愈发壮大，至今仍是重要年俗之一。
图为留学生王东体验社火表演 。 马铭言 摄正午时分击鼓奏乐 ，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的村民们围拢起来 ，“龙头老大”带领十人统一踩着鼓点 ，长龙上下翻腾 ，或仰头直上，或蜷头曲尾 。紧接着 ，耍狮子 、踩高跷 、老秧歌 、藏舞等表演陆续登场 ，引得观众连连叫好 。村墙、台阶上人头攒动 ，挤在最前面的孩子手里拿着冰糖葫芦和热气腾腾的卤煮 ，附近临时支起 的小吃摊前也排起队。
“过去 ，村民们跳秧歌时没有现在 的绫罗绸缎 ，就把自己干活时穿的羊皮短袄翻穿，戴着毡帽 、拿着小棍敲敲打打。”总南村村民韩国琦已年过花甲 ，但儿时赶社火的热闹情形依然记忆犹新 。
“老人们喜欢 的耍狮子 、高跷、旱船等 ，都 是来自南方、中原的传统表演 ，村里 的年轻姑娘们则喜欢穿着鲜艳 的藏服跳藏舞 。”在韩国琦看来 ，河湟社火在历史演变中 ，不断融合各民族 、各地区的文化 。
14岁的韩晓兰从小喜欢耍枪弄剑 ，今天，她第一次将练习了三年 的招式表演给台下的长辈和同学。
“这些年 ，村里的社火不仅观看人数多，而且家家户户都会参与，演员年龄小至五六岁，大至七十多岁。”在韩国琦看来，村民们对古老传统的热情有增无减 ，反而更加受到年轻群体的欢迎。
据悉，当地社火一般在正月初六到初八间拉开帷幕 ，期间，由几百位村民自发组成的社火队 ，在大街小巷环绕游走 ，挨家挨户访问民众 、送上祝福 ；同时组织集中表演 ，白天夜晚击鼓起舞 ，且耍且歌 ，直到正月十六晚结束。(完)
东西问｜王素 ：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 中新社北京12月13日电 题 ：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 ——专访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高凯  每逢年终岁尾 ，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 、日本、韩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地的人们会精心选择年度汉字来反映一年来 的世态百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成为惯例 ，汉字的魅力一次次显现，其蕴藏 的文明密码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 人们为何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 ？作为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从未间断 、一直沿用至今 的文字 ，汉字的魅力从何而来？未来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中国著名历史学者 、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指出，每一个汉字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看到汉字 ，就看到了文化 ，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应该为期不远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 ：每年进入12月份 ，年度汉字开始在亚太多个国家和地区被陆续选出，评选活动受到普遍关注和欢迎 。人们为何不约而同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 王素：首先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汉字文化圈” 。二战后，日本东京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西嶋定生提出著名 的“东亚世界论”，认为“东亚世界”是以中华文明 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形成 的世界 。该世界 的构成含有汉字文化 、儒教 、律令制、佛教四要素。除中国外 ，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 、朝鲜、蒙古国 ，以及东南亚 的马来西亚、新加坡 、越南等国 ，都曾长期以汉字为交流工具，属于“汉字文化圈”。直至今日，这些国家仍 是中华文化外延很重要 的一部分 。 不少国家和地区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除了“汉字文化圈”因素外，还与当地生活着不少华人 ，或有大量华裔存在一定关系 。汉字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脉 ，也 是华人、华裔与中华故土联系 的重要纽带 。  “香港年度汉字评选2022”记者会，公布10个候选年度汉字。陈永诺 摄中新社记者：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本身就 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您认为汉字有怎样 的特殊性？作为文化和文明载体，汉字有何重要 的社会作用 ？ 王素：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俗称表意性方块字 ，确实有着从未间断 的悠久历史 。汉字 的起源，一般认为来自原始 的图画 。每个汉字都有形、音 、义三要素，字形排第一 。所谓象形字 ，就 是图画 。 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悉昙：中国和日本梵语研究史》书中指出 ：中印文化传统不同 ，中国重文字，印度重声音 。他认为中国文字重字形 。 汉字的特殊性在于象形性和表意性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记“六书”排序：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 ，五曰转注 ，六曰假借。前四书属于造字法 ，后二书属于用字法。造字法的重点都在象形和表意 。  “字由人──汉字创意集”展览在香港举办 。陈永诺 摄 汉字 的特殊性还在于字、词不分，只字可作单词，合成词可分单个字 ，一字多义 ，一词多义 ，作为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对于文化 的憧憬和文明的升华，都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 譬如 ，杜甫在《春日忆李白》诗中写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信的诗 ，到底是清美新颖 ，还是清奇新艳 ？鲍照的诗 ，究竟是英俊飘逸 ，还是轻俊闲逸？什么诗算得上清新，什么诗算得上俊逸？实际都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而这种语境，对于人际沟通和群体交往都可承载一种可意会 的社会作用。中华文化在这种语境中充满憧憬 ，中华文明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升华 。  由江西省博物馆与中国文字博物馆联合举办 的《汉字——中国文字起源与发展》展览。刘占昆 摄中新社记者 ：汉字不仅 是文化的载体，应如何理解汉字作为文明发展和传播 的重要助推器作用？ 王素 ：汉字在“汉字文化圈”所属国家和地区，读音或有不同 ，象形性和表意性没有变化。只要粗知汉字 的造字原理，看图识字 ，因形辨义，就能进行交流 。 从古至今，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存在“笔谈”的传统，在“汉字文化圈”所属的国家和地区 ，也有大量汉字“笔谈”文献 。据研究，不仅有中日 、中朝、中越 、中琉 的汉字“笔谈”文献 ，还有日本 、朝鲜 、越南、琉球之间 的汉字“笔谈”文献 ，甚至还有朝鲜、琉球、越南三方 的汉字“笔谈”文献 。 晚清著名诗人、外交家 、政治家黄遵宪 ，曾在与日本汉学家宫岛诚一郎“笔谈”后赋诗云：“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不作佉卢蟹行字 ，一堂酬唱喜同风。”这 是“汉字文化圈”特有 的人文交流景观。汉字对于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可以想见 。 汉字顽强 的生命力来自丰富的文化内涵 。譬如“信”字，从人从言 。《说文解字》说 ：“直言曰言 。”又说：“信，诚也。”人言必须讲诚信，内心必须信守承诺。《论语·颜渊》记孔子曰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 。”对于“信”字 的内涵 ，“汉字文化圈”是有共识的 。 其实每一个汉字 ，都有这样丰富的文化内涵。看到汉字 ，就看到了文化；只要文化不绝 ，汉字就会永远向世界展现顽强 的生命力 。  古文“信”字 。中新社记者 ：随着中国和世界的深度对话沟通 ，汉字也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向更为宽广 的世界舞台。您如何看待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 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 王素：汉字的发展史 ，也是其逐步走向周边乃至世界 的过程。历史上，“汉字文化圈” 的形成主要在汉唐时期 ，前后经历了八百年。当时作为东亚最为先进的国家，中国有着开放包容 的胸襟 ，周边邻国乐于学习汉字文化和儒家思想。 汉字要想走向更为宽广 的世界舞台，首先必须规范汉字 ，使之能与世界接轨。此前中国进行过两次汉字简化改革。应该如何简化才能保留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保护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顽强 的生命力 ，这 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 的重要课题。  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中国文字博物馆 供图中国学术巨匠饶宗颐晚年写了一部书，名为《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很值得一读 。他认为 ：汉字与拼音文字实际都源自陶文符号 ，后来分道扬镳 ，拼音文字向语言化发展，汉字向文字化发展。这带来“语 、文分离”：语言化导致楔形文字死亡，拉丁文被架空亦死亡；文字化终使汉字发展壮大 ，成为一棵大树，枝叶葰茂，风华独绝 。 汉字与拼音文字原本同源异流 ，在相互交流中相互影响 ，是文字发展不可抗拒的大趋势 。日本是使用外来语最多的国家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使用外来语汇也越来越多。地球 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 。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繁荣文化，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进中外互鉴 ，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 ，应该为期不远了 。(完) 受访者简介 ：  王素，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委员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参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献整理图书有《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 。个人出版专著18部，发表论文、书评 、杂撰等40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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