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 ，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 的同时 ，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 ，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 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 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 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
在随后举行 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 ，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 、算法 、算力 、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 ，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 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 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 ，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 、包容共享 、尊重隐私、安全可控 、共同责任 、开放协作 、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 、共享 、审慎 、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 的发展和安全需求 ，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 ，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 ，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 ，人工智能 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 ，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 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 ，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 ，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 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 、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 。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 、加强监管 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 ，人工智能不 是万能灵药 ，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 、治理标准 。“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 ，需要跨越国界 、跨行业和跨代际 的合作，来制定必要 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 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 的提案 ，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 ，这是积极的一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 ，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 ，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 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 ？”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 、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 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 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 ，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 ，新 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 ，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的社会技术结构 ；三 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
他说 ，建立一个合作 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 、预见性的 、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 ，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 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 ，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 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 、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 的同时 ，也给人类社会 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
他说，技术 是中性 的 ，算法是无辜 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 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 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 ，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 ，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 的标准 ，包括如何搜集数据 、收集谁 的数据 、如何储存数据 、如何整合数据 、如何分析数据 、如何加密 、如何保证数据安全 、如何使用数据等 ，“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 的努力 ，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 的治理挑战” 。针对现在越来越多 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 ，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 ，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 、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 ，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 ，开展国际对话。(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 ，“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 ；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 。面对日趋紧迫 的气候变化问题 ，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 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 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 ，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 。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 ，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 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 。“双碳”目标 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 的好时机 。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 的重要基石 。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 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 的原则 ，1992年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 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 ，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 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 的行动 。
需要注意 的 是 ，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 、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 。尽管在最初 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 ：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 ，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 。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 ？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 ：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 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 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 。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 的 是 ，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 。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 的组成结构 ，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 是谈判 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的基石 ？在您看来 ，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 的差距 ？
斯特恩 ：《巴黎协定》承诺 ，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 ，科学研究也表明 ，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 。但目前 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 ，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 。在此过程中 ，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
斯特恩 ：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力度 ，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 。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 。与此同时 ，中国 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的目标变得更容易 ，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
刘亮 ：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 ，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 。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 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 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 。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 、更好 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 ，确保在转型过程中 ，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 、企业和政府之间 的关系。例如 ，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 ，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 。同时，清洁技术 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的竞争力 。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 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 是否有不同 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 ：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 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 、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 。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 。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 的风险 ，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 的经济发展道路 ，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
从投资角度上看 ，目前，疫后经济复苏 的投资 是我们实现可持续 、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 ：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 。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 ？这对今年 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 ：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 ，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 ，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 ，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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