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 ：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 的社会纽带 ，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 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 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 ，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 的共同体 ，城市 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 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 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 是堂区 ，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 ，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 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 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里尔 、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 的共同体 ，城市存在 的意义就 是保护市民 的安全 。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 ，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 的袭扰和领主 的侵犯 ，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 、火灾和瘟疫 。因此，此类城市 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 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 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 是典型代表 。
需要指出 的 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 ，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 是正式 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 的设置 ，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 。不过 ，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 的纽带和基层治理 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 ，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 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 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 。城市居民共同 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 ，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 ，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 ，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 、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 ，行会 是市政机构和市民 的中介 ，行会成员对于行会 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 的法国城市中 ，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 ，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 。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 ，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 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 ，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 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 ，随着法国民众信仰 的淡漠和行会 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 。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 。首先 ，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 ，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 ，街区 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 是城市空间 的扩张 ，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 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 ，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 的市民 ，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 的大城市 。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 。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 ，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 、大学等机构 。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 。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 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 的差异 ，巴黎和图卢兹 的市政街区在数量 、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 ，但基层治理 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 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 、十户区等次一级 的区域 ，由区长 、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 。街区 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 的市民组成民兵 ，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 。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 。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 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 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 的监督和制约 ，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 的稳定。
然而 ，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 。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 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 ，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 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 ，因为这些无薪水 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 ，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 、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 ，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 。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 ，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 ，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 的参政权 。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 。街区内市民内部 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 ，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 ，并造成街区制度 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 ，法国有越来越多 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 ，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 。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 的专业化 ，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 、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 ，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 ，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 ，图卢兹十户长 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 ，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 的来说 ，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 、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 ，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共二十大·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新社北京10月18日电 题 ：“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新社记者 聂芝芯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政治词汇 ，被写入中共二十大报告，引起海内外关注 。
作为一项创举 ，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现实层面正对世界产生影响，展示了一条通向永续发展 的可行之路。
现代化是世界性潮流 ，实现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 ，也 是几代中国人的夙愿 。100多年前 ，孙中山提出 的《建国方略》 ，被称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持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工业化”、“四个现代化” 、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越来越清晰 ，现代化建设的进度条越来越快 。
10月16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 的工业化历程，实现全面脱贫、小康梦想成真，创造了一个个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从“现代化的迟到国”转变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时部分”。
“全面小康之后还要现代化”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进行时部分”。最终要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 ，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幸福 的国家、一个现代化 的国家” 。
在此节点 ，中共二十大发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动员令，并基于一系列实践经验 ，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阐释 。
“现代化”曾被视为“西方 的发明” ，话语基本为西方所垄断。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认为 ，“中国正在给人类现代化留下自己 的定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则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使世界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由单数变为复数 ，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理论新谱系” 。
回顾历史，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之路，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划等号一度盛行。一些“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 ，反而迷失了自己，陷入发展陷阱。
正如习近平17日在参加中共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
中国基于国情走出一条“非西方化 的现代化”之路，向世界表明“走得对、走得通” ，也能“走得稳 、走得好”。
王义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 是一种“自己主场的现代化” ，启迪发展中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增强他们“你能够成为你自己 ，实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信心 。
置于世界现代化版图上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指出 ，现代化不是西方经典模式的单选题 ，而是世界各国共同探索 的开放题 。
不仅如此 ，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当前西方现代化困境也具有观照意义。
中共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 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 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与之相对照，西方现代化被认为 是“以资本为中心 的现代化 、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 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 的现代化” 。
在周文看来 ，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 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 的和谐，而西方现代化制造了一种冲突感，贫富分化 、社会失序等乱象预示着西方现代化模式 的失灵，“西方需要调整观察世界 的视角”。
从面向未来的维度上看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 的进步的价值底色 ，尤其是注重人与自然关系和谐 、国与国关系和谐 ，对人类如何应对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具有破题意义。
当前 ，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 ，从地缘冲突到环境问题，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风险。破坏性、扩张性 的现代化老路 ，已遭到越来越多质疑 。人类未来需要新的价值参照。
实现高质量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表明 ，中国式现代化 是可分享、可持续 、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契合人类未来 。
从文明的高度来看这份现代化 的中国方案 ，王义桅认为“它不仅推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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