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刑事治安案件大幅减少 破案率再创新高******
中新网天津1月10日电(周亚强) 9日下午 ，天津市公安局召开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 ，2022年 ，天津公安机关重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大幅下降 ，破案率再创历史新高，现行命案连续8年全破 ，连续5年实现发案不过百 。
“针对影响群众安全感 的突出违法犯罪，我们重拳出击、露头就打，电信网络诈骗取得阶段性成果，立案 、损失数量同比分别下降27.8%、14.8%。”据天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任锋介绍，2022年，天津强力推进“断卡”行动，打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260余个、抓获嫌疑人8000多名 ，惩戒涉诈“两卡”人员9400多名 。开展精准劝阻，成功劝阻潜在受骗群众1113.4万人次，全年止付被骗资金11.6亿元 。同时，打击破获传统“盗抢骗”侵财案件6100多起，其中养老诈骗案件22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80余名 ，追缴赃款20.21亿元；强力打击欺诈骗保犯罪，破获案件54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70名 ，追缴赃款2380余万元 ，有效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 。
一年来 ，天津开展“猎狐”等专项行动，严打非法集资、涉税 、侵犯知识产权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违法犯罪 ，挽回经济损失45.9亿元 ，有力维护了良好经济秩序 ；加大对重点行业场所的检查力度 ，累计检查行业场所2.2万家次，整改治安隐患1600余处 ，全面规范了行业场所经营秩序；持续推进重点车辆和驾驶人隐患“清零”，道路交通死亡事故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保持了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开展平安校园、平安医院等创建活动，累计建成智慧平安社区7164个 ，5000余个小区实现“零发案”，平安已成为天津靓丽“品牌” 。
此外 ，天津公安出台服务企业服务发展“十条措施”，完善“服务企业直通车”和“无事不扰”机制 ，涉企检查减少52.7%，完善市场主体首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在全国首创“不停业施工”审批，为企业争取更多营业时间，开展“企业服务日”活动230余次，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530余件。优化公安政务服务，加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推广便民服务智能融合一体机 ，501项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理，通过互联网“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办理服务事项973万件，公安政务服务更加便利、更加高效。(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 ：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 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 的时段无文献可据 。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 、农业起源、文明起源 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 ，这些问题实现突破 ，西藏考古 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 ：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 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 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
霍巍 ：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 ，在西藏和平解放前 ，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 ，可以说 是西方学者 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 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 ，但总体而言 ，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 ，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 、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 。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 ，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 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 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 。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 ，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 。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 ，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 、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 的装饰品 。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 的同时 ，提出了卡若遗址 的先民与中原文化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 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 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 。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 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 ，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 、文明起源 ，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 、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 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西藏考古 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 。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 的努力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 ，距今5万年前左右 ，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 ，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 ，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 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 ，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 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 ，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 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 。这块石碑的发现 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 ，比今天大昭寺前 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 、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 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 、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 ，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
霍巍 ：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 是公元7世纪左右 ，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 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 。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 。王玄策和他 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 、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 ，帮助天竺平定内乱 ，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 ，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 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 ，还 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 的遗迹 ，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 的遗迹 ，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 ，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 ，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 、涂满了酥油 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 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 ，碑上 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 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 。这方碑刻虽已残损 ，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 的特点 。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 ， 是目前西藏发现 的年代最早 的唐代碑铭 ，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 是“人类生命禁区” 。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 ，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 ，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 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 ，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 ，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 的人群 ，如何通过他们 的艺术创造 ，在宗教 、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 的文化特色 ，成为了非常重要 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 。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 ，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 ，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 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 的联系；唐代 的文成公主 、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 的宗教、文化 、制度 、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 ，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 的底色在哪里 ，西藏文化 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 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 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
霍巍 ，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 、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 、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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