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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手脚 打腰背 为啥麻醉部位各不同******

  很多手术患者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同样 是做手术、打麻醉 ,为什么有的人是在手脚上打针,有的人还要在腰背部打针? 是不是麻醉就 是打一针、睡一觉 ,手术就做完了?今天 ,麻醉科 的医生就来带大家揭开麻醉 的神秘面纱。

  手脚打针

  首先说说手脚上打麻醉针 ,其实就是指我们经常提到的全身麻醉所需要开放的外周静脉。全身麻醉药物大多通过血液进入人体抵达全身和大脑 ,发挥麻醉效果 ,因此第一步就 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静脉输液通道,俗称“患者 的生命线” ,也就 是人们口中 的手脚上的打针。有了它,麻醉医护人员就可以将麻醉药物注射到静脉中,达到类似睡眠 的麻醉状态 ,就可以实施手术了。

  待手术结束后 ,麻醉医护人员会精准地掌握麻醉药物 的代谢时间 ,停止持续输注的麻醉药物 ,等待患者的苏醒 。一般患者在苏醒后只会记得手上打了一针 ,医生说睡一觉吧 ,就沉沉睡去 ,而对于其他麻醉过程及手术所造成的伤害性刺激毫无记忆。

  腰背打针

  打在腰背上的麻醉 是指椎管内麻醉,这也是我们麻醉常用 的另一种方法 ,也就 是俗称的“半麻”。医生会在患者 的后背向椎管内打一针 ,将麻醉药物注入椎管 的蛛网膜下腔或硬膜外腔 ,通过控制麻醉平面 ,达到下腹部及下肢麻木 、失去痛觉的目的,使患者顺利完成下腹部或下肢 的手术。有时候还可以放一根软软 的管子在后背 ,帮助患者渡过难熬的术后疼痛期。

  需要特别强调 的 是,麻醉医生并不是打完了这一针就万事大吉了,麻醉医生会一直陪伴在手术患者周围 ,做围术期 的“守护神” ,对患者的整个手术过程进行全面 的管理 ,做到“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做好一个“外科医生中 的内科医生” ,具备对术中出现的各种危机事件进行及时的应对和处理 的能力 ,做到“化险为夷”。

  俗话说,“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 。“打一针”看似很简单,但打完这一针后的麻醉维持 、麻醉管理 、患者的苏醒才能真正体现出麻醉医护工作者的工作难度与重要性所在。用一句话来说 :麻醉不只是为了沉睡,而是为了更好地苏醒 。

  文/武昊天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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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 :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 的不自信 ?******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 ,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 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 ?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 、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 、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 。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 的方式 。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 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 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 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 。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 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 、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 :朔尔茨(左)和默克尔。资料图 :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 :您如何看待亨廷顿 的文明冲突论 ?

  桑德施奈德 :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 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 的面积 ,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 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 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 。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 的一个“魔咒”是“脱钩” ,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 。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 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 ?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 ,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

  最近一些日子里 ,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 ?在这些地方 ,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 ,最终却以惨败告终 。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 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 ,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 的破坏要大得多 。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 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

  彭大伟 :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 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 ,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 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 ,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 是较长时间以来 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2021年10月28日 ,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 。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

  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 ,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 。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 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 :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 ,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 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 ,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 。但总 的来说,承受批评 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

  另一方面 ,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 ?首先 ,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 ,我们最大 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 。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 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 。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 是否达到其预期值 ,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 。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 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 是对华政策 的内政化 。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 ,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 ,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 。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 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 是一种显而易见 的傲慢 。我们认为我们 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 ,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 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 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 的屈辱 。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 、而不 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 ,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 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 ?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 ,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 的 。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 ,德中之间 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 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 ,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 ?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 ,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 ,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 。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 ,孔子学院就 是实现这一目 的的“潜水艇”之一 。这么说真的对吗 ?好吧 ,或许可以说 ,“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 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 ?并不是 。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 ?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 的又 是什么呢 ?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 。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 。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 。说到这里 ,我又想回到施明贤 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 ,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

  帕拉特 :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 ,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 的变动期。首先 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 的走向 ,欧洲已经不再 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 是柏林 ,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 ,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 ,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 。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 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 。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 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 的负责人的 。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 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 是不理想的情形 ,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 的外交部长 的 。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 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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